2006年，我途经巴黎，在喝醉之前，透过雨幕南望对岸，只见灯光昏黄，充满未知。我虽手握地图，仍决定中止凌晨的冒险。与其说我没有时间，不如说错过了时间。青年时代的梦想一去难还。我宁愿停在右岸，整夜享受资本主义的醇酒，默念阿波利奈尔的诗句：“让黑夜降临让钟声吟诵，时光消逝了我没有移动。”
塞纳河将巴黎一分为二，南部的拉丁区，即“左岸”，因为大学和文化机构林立，聚集大量知识分子，形成了独特的波希米亚生活方式，以及高谈阔论、硝烟弥漫的文化氛围。赫伯特・洛特曼记载了左岸人强烈的自我承认：“右岸是没有脑子的中产阶级的领地，智者的生活不可以跨过塞纳河。”
写于1982年的《左岸》一书，截取了法国文化史上政治色彩最为浓烈的阶段之一(能与之比肩者大概要数1968年)，即从20世纪30年代中期左翼政党合组的人民阵线上台，经历战时沦陷，直至冷战开始，时长大约二十年。这一时期，苏联的影响力极大地渗透进了法国作家们中间，大批头牌作家，如纪德、阿拉贡、艾吕雅、马尔罗，以及名气更大的萨特，均受到苏联感召，成为红色左岸的明星。
1935年6月，在巴黎的国际作家大会保卫文化会议上，纪德做总结性发言，称：“苏联的安全对我们来说是最重要的事。我们对苏联的信心是我们爱它的明证。”5年前，63岁的他在日记里写道：“如果要用我的生命来确保苏联的成功，我会马上献出生命。”
然而，对苏联的爱并不总是一以贯之。在受邀对苏联进行访问，并得到极高规格的接待之后，纪德出版了“讲真话”的《访苏归来》一书，批评苏联的思想控制，以及个人崇拜的登峰造极和无处不在。“是他变了，还是苏联变了?”洛特曼写道，“无论是哪种情况，对他来说，人性都比苏联更重要。”纪德随即由苏联的座上宾变成了进步事业的叛徒，遭到大规模口诛笔伐。红左岸日渐风雨飘摇，此后，《苏德互不侵犯条约》的签订、赫鲁晓夫的秘密报告，以及匈牙利事件和布拉格之春，终将其红色一层层褪去。
像曾经以巴黎为精神家园的那些美国作家(海明威、菲茨杰拉德、格特鲁德・斯坦因)一样，洛特曼也长居在此，写有多部关于法国的文化史著，最有名的是《加缪传》。同样，和那些美国人一样，他也对法国知识分子的政治争论天然地置身事外，其热情仅止于旁观。
德雷福斯事件以降的法国知识分子，议政甚至亲身付诸街头行动者大有人在，使“左岸”与政治始终纠缠不清。政治化的知识分子，或知识分子过深地卷入政治，对社会，或是对文化而言，究竟是利大于弊，还是弊大于利?早在1927年，朱利安・班达――另一位法国人――便曾指出，在知识分子阶层中，“政治激情今天达到了普遍性、连贯性、同质性、精确性、连续性和目空一切的程度。”在《知识分子的背叛》一书中，他写道：“所有的政治激情都备有意识形态的工具，它们以科学的名义宣布自己行为的最高价值和历史必然性。”政治激情高涨至此，也便走向自由的反面，被政治俘虏，而不是驱动政治走向更好。班达慨叹理性、静态和超越世俗的知识分子已不复存在，正像阿波利奈尔站在蜜腊波桥上，怀念一去不返的爱情。
两年前的那个雨夜，我挥一挥眉毛，作别了巴黎的左岸。
(作者为《中华读书报》编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