终于读到了我熟悉的北京农大 广东广州 辛北（原广东省政协委员、华南农业大学教授）《同舟共进》2012第6期中，很高兴阅读了陈徒手先生的文章《蔡旭：“学堂小麦王”的苦恼》，作者详尽地考证和叙述了蔡旭的遭遇，很不容易，只是分析尚需加深（其他朋友有同感）。我在此补充一点资料：蔡旭教授对我国的小麦选种事业有突出贡献。“文革”期间，他一生保留的种子资源全部被毁掉，他曾一人坐在田头痛哭不已。“文革”中期，北京农大差点被解散，后来全校被迫迁往陕北甘泉县一处废弃的有严重克山病历史的劳改场，蔡旭夫妇被指定留在洛川“蹲点”。某日，当时“空降”的校长张某路过洛川，到他家视察，蔡夫人在物质极端困难情况下仍炒一盘鸡蛋“招待领导”，居然反被该领导在全校大会上点名批判为“资产阶级教授企图腐蚀无产阶级”，此事在教职工中震动很大。
我对母校北京农大当然很熟悉，而且满怀深情。我在母校学习工作前后30年，但不是对每件事都十分了解，更没作详细考证。但文中提到的人物我全都认识。
自从1949年秋“三校合并为‘北京农业大学’”（解放区迁来的华北大学农学院、北大农学院和清华农学院）之后，母校数十年来极左灾难不断。那些年先后受到严重整肃的主要教授包括多人：汤佩松（前清华农学院院长、我国植物生理学奠基人之一）、李景均（著名遗传学家，因讲授“传统摩尔根遗传学”，解放初被严重迫害出走）、陆近仁（我国普通昆虫学奠基人之一、教授兼副教务长、民盟北农大负责人，被捏造所谓“陆胡反党联盟”，打成“极右”，“文革”中夫妇双双自杀）、林传光（植病学家，因马铃薯退化病病因与苏联专家持不同见解挨批，“文革”中病重，经周总理特批赴美后病故）等。他们中有的比蔡旭教授更著名，遭遇更悲惨。
原北京农大（“文革”一度改名“华北农大”，现称“中国农大”）“文革”期间被迫害致死的教工不只10人。另外，据知几年前对北京农大满怀旧情的高龄（现已百岁）前老校长施平，特意从上海专程返回中国农大探望过去受害的老教授。他道德高尚，精神可嘉，中国农大同仁对他评价很高。
改革开放以来，还没有人为前北京农大写过这方面的反思文章。中国农大（前身即北京农大）建校百年纪念文集中有过一些回忆文章，后来校方某些人还编辑《忆恩师》等书，但多写一些已故著名老教授的正面事，却尽量回避他们的政治遭遇，或淡淡一笔带过。可见许多原来的教师（多为上述教授的门生），至今还心存芥蒂，很感可悲。（2012年5月29日）
广东广州 陈朝辉（广东省科学院地理研究所学术委员会副主任、广东省有突出贡献专家）2011年度有许多好文章，读了都能给人以启迪，尤其是第11期姜弘的《辛亥百年，重识阿Q》一文，是对我国两千多年来重大历史演变事件本质的揭示和归纳。它把历史上社会动荡和变化归纳为“游民造反”和“国民革命”两种不同本质的历史潮流，让人对纷繁的历史事件的认识豁然开朗，特别是对近现代历史的研究具有划时代的现实意义。文章认为“文革”“源自中国本土的古老游民文化传统，是地道的国货、土产”，“是中国古老游民文化的‘古为今用’和外国游民文化的‘洋为中用’的两结合，所以才那样光怪陆离”——这是何等深刻的揭示！本文对历史研究提供了正确的方向，值得宣扬。（2012年1月9日）
读杂志，更坚定了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信心
云南蒙自 王绿善（中共红河州委党校党史党建研究室原主任）2011年适逢建党90周年、辛亥革命100周年和苏联解体20周年，贵刊用了7、8两期（分上、下部分）发表了许多知名专家学者的很有分量的文章，使我们深受教育和启发，更加坚定了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信心和决心。
看了“苏联解体二十年回眸”的专题策划之后，更加认识到苏共亡党的原因、来龙去脉和深刻的经验教训，我们应当牢记并吸取，努力搞好我们党和国家的改革开放。总之，2011年好文、美文多多，值得反复阅读，吸取营养，提高自己，与时俱进，永远前进。（2011年12月3日）
以童言无忌进言，以赤子之心议事
黑龙江双城市 熊治球（曾任哈尔滨市呼兰区政协常委）刊物以童言无忌进言，以赤子之心议事，既不居“庙堂之高”，又非避“江湖之远”，以二者之间的良知，奉献于社会和民众，促其自新，激其进步，以立足于世界之林。2011年第6期的专题策划“追寻乡土中国”值得推崇，我是74岁的农民，故特别关心有关农业、农民的文章，但现在能为农民说真话、实话和心里话的文章实在不够。（2012年1月4日）
重建改革共识，推进改革深化
广东广州 董天策（暨南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教授、博导，本刊特邀审读员）经过30多年的改革开放，当今中国的社会结构不断分化，日益多元，形成不同的利益群体及自身的利益诉求。因此，如何重建改革共识，推进改革深化，自然成为这一时代的主题，对此，每一位炎黄子孙都有自己的关切，每一位有识之士都有自己的见解。一本有理想、有追求、有担当的时政评论与思想文化刊物，理应切入这个时代主题进行探讨，发挥积极的思想引领作用。《同舟共进》第6期的专题策划“2012，改革期盼与地方实践”，高屋建瓴而又贴近现实，体现出一种思想的穿透力与智慧的启迪性。
在《改革符合执政党的长远利益》这篇访谈中，经济学家华生站得高，看得远，谈得透，提出不少真知灼见。华生认为：过去30多年，首先推进经济体制改革的路径选择是正确的；只有在成熟社会，才能开展政治体制改革的文明博弈。社会出现利益分化，各个阶层和利益群体发育成熟，才有可能形成彼此间的制衡。为此，华生提出四点改革共识：第一是推进法治，第二是扩大参与，第三是平等权利，第四是追求共富。当然，改革共识究竟包括哪些内涵，是可以讨论的。但确如华生所言，对改革的共识是可以达成的，民间期待改革，党内有远见的力量正在试图推进改革。推动和完成改革，有利于党和国家的长治久安。
李靖云在《下一步改革亟需什么》一文中提出，从1978年开始启动的改革进程成就巨大，但1992年之后的改革所造成的某种疏远感与某种断裂日益加剧，民众实际上从改革的主动参与者变成被动参与者。经济发展的惯性推动使社会管理机制创新反而滞后，从而造成社会发展的某种失衡。因此，当前必须寻求新的改革议题。事实上，加强管理创新，推进社会建设，近年来已成为改革的新议题。
笑蜀在《因应人心对权利和尊严的敏感》一文中坦言，当前中国所有社会问题中最突出的方面，是治理机制未能及时因应人心的变化，对于社会矛盾的解决有时仍停留在“靠权去堵、靠钱去哄，以求大事化小小事化了”的状态，以致社会治理难度和治理成本都高不可攀。变革的关键在哪里？笑蜀提出一个新颖的说法——“做实社会底盘”。社会底盘指形形色色的社会基础设施，主要包括各种社会组织，它们是最好的利益表达平台，是最好的公民课堂，也是民众精神上的“小教堂”。做实社会底盘，从经济社会权利出发，向公民政治权利推进，构成了转型时代的改革主题。
在《地方可为新时期改革再探新路》这篇访谈中，华炳啸首先提出，当今中国正在进入一个新改革时代。地方改革也在探索新路，其中广东坚持走“小政府、大社会、好市场”的改革开放道路，不断放权、还权、限权，实行政社分离。所确立的由国家一体化体系向国家、市场、社会三元结构分化的良性互动、多元共治新格局，具有普遍的经验和推广意义。顺德改革更凝聚了广东改革的各地经验与集体智慧，而浙江的“复合民主”探索也富有成效。杭州率先提出“民主促民生”的政府发展战略，并在复合民主实践中建构了政党、政府、社会合作互动、社会复合主体、市场自治、社会中介体等组织形态。当然，这种探索要发展成为比较完善而精细的复合民主模式，还需要不断创新，不断完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