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月12日，阳光明媚。来自世界各地的亲朋好友及牛津大学师生代表聚集在墨顿学院小教堂的花园里，为杨宪益、戴乃迭植树纪念。这里将是感知与传承杨、戴精神的地方。 我去了英格兰，就在春意妩媚的4月。
因为4月里，牛津大学墨顿学院为杨宪益、戴乃迭植树纪念。
听说伦敦今年的春天反常，2、3月份风和日暖，各种花卉争相开放。一进入复活节春假，便开始降温多雨。接下来的几天阵雨不断，最高气温降至10度左右。我收到英国朋友的邮件，祈祷老天在我们为杨宪益、戴乃迭植树的4月12日不要下雨。11日，我同特意赶来为舅舅、舅母植树的赵蘅姐一起乘火车前往牛津。一个小时的车程，我们可以尽享伦敦郊外的乡村景色。
离开伦敦时阴天，小雨时有时无。到了牛津则蓝天白云，天空清澈如洗；但马路上有积水，显然刚刚下过雨。我预订的Mercure酒店就位于古老的、铺着鹅卵石的墨顿街，距墨顿学院仅两三百米的距离。提前一天到来，是想让赵蘅领略一下牛津风光。早在2008年年初访牛津时，我就深深爱上了这座文化古城。果然，身为画家的赵蘅随时随地画笔不离手，说一抬眼、一回头都是一幅画。
4月12日，依然阳光明媚。下午2:00，来自世界各地的亲朋好友及墨顿学院的师生代表聚集在墨顿学院小教堂的花园里。许多人是几年未见、几十年未见的老朋友，甚至是未曾谋面的“熟人”。比如墨顿学院前院长，汉学家兼考古学家杰茜卡·罗森爵士（Dame Jessica Rawson），我久闻其名，未曾谋面；再比如著名的艺术史学家，杨宪益、戴乃迭结交于1940年代的老朋友迈珂·苏立文博士（Michael Sullivan），我早就在戴乃迭的书信中认识了这位不凡老人，但始终无缘相见。来宾中至少有三位九旬老人——95岁的希尔达（戴乃迭姐姐），90岁的贝蒂（戴乃迭嫂子）和96岁的苏立文博士。
向大家致欢迎词的墨顿学院代表麦凯博教授指出今天植树的花园里也有其他知名墨顿校友的纪念树，比如桑迪·欧文（Sandy Irvine，1902-1924，1924年参加英国第三次攀登珠峰探险队，在珠峰遇难）。
第一个发言的罗森爵士也指出我们植纪念树的花园是牛津特殊的一角，因为对面的Corpus Christi学院就是英国第一位著名汉学家、牛津大学的第一位汉学教授理雅各（James Legge，1815-1897）曾经孜孜不倦地翻译了多卷《中国经典》（包括诗经、论语、孟子、老子、庄子等多部经典）的地方。所以在此植树纪念杨宪益、戴乃迭，也是铭记中国，纪念中英交流的纽带。她回忆自己当年学中文时有关书籍寥寥无几。她说在与杨宪益、戴乃迭谈起他们的翻译生涯时，他们表示翻译的初衷就是要通过译介中国文学架起沟通中西文化的桥梁。罗森爵士还特意介绍了前来参加种树仪式的圣安妮学院（戴乃迭当年就读的学院）学中文的学生，并说，学习中文在今天都不是件容易事，可想而知戴乃迭1930年代主修中文会是何样的冒险之旅。
罗森爵士在学院为来宾准备的下午茶会中，拿出自己收藏的杨宪益译的《红楼梦》，请大家在扉页上一一签字，然后将书交给学院图书馆收藏，“为牛津留下他们又一分踪迹”，罗森说。
杨宪益、戴乃迭的大女儿杨荧回忆，父亲对墨顿学院的日子和在英国度过的美好时光常常津津乐道，母亲也从未丢掉她的英国传统，尽管他们的一生，如同他们所生活的20世纪的中国，经历了种种严峻挑战。最后，杨荧向墨顿学院图书馆赠与了杨宪益的最后一本书《去日苦多》。
汉学家詹纳尔（《西游记》译者）代表已故好友讲话。詹纳尔以杨宪益式的幽默与调侃，说他虽然以四等生的毕业考试结束了墨顿的学业，虽然对牛津的酒吧也许比学院指定的必读课文更了如指掌，但杨宪益在牛津的日子不仅是喝足了啤酒，也喝足了墨水，吸收了大量语言文化的滋养。是牛津的学习为杨宪益日后的独立思想、爱国情怀奠定了坚实的基础。他放弃了去哈佛工作和继续深造的机会，只因他对正艰难抗击日本侵略者的祖国的牵挂。他在1949年选择了共产党的新中国，只因他相信共产党才是中国的希望。但他从来没有放弃过独立思考，不管何种压力之下，也从未动摇过自己的坚持。他自始至终都是一个思想自由的爱国者。
詹纳尔用杨宪益自己的打油诗结束发言：“少小了了，大未必佳。中年昏昏，老而无耻。”（值得指出的是，常有人未能领会杨宪益诗句中的调侃与自嘲，错误地引用了诗句。该诗最后一句，常被误引为“老而知耻”。杨宪益曾明示：无耻者，无齿也。）“这当然是典型的杨宪益风格，却并非是他的人生的公平写照，”詹纳尔说。“但我可以想象宪益如此总结自己人生时手里举着酒杯，脸上挂着自嘲的微笑。与其以一张张庄严肃穆的面孔来回忆杨宪益，不如以微笑加美酒更好。”
被杨宪益称为“天造一双”的双胞胎姐妹，简和卡罗琳·布伦顿也回忆了许多趣事，尤其是1980年，杨宪益随文化部代表团访欧，在都柏林的一次官方宴会上“早退”，当了一回“自由兵”——他觉得官方宴会很无趣，更想领略一下真正的都柏林，便同简一起离开宴会厅。当时两人都已畅饮了几杯葡萄酒，微醉兴奋，相互挽着胳膊，在夜深人静的大街上唱起爱尔兰民歌。他们从摩莉·布卢姆（爱尔兰作家乔伊斯巨作《尤利西斯》中的女主人公）的雕像开始游览夜色中的都柏林，歌声越来越高，走到纳尔逊纪念柱时已是放声高歌，唱着《丹尼男孩》。但他们依然意犹未尽，简又驱车带宪益穿过位于都柏林西北的凤凰公园去了一位朋友家，这是一位收藏杰出的爱尔兰画家杰克·叶芝绘画和大量爱尔兰文学的朋友，以爱尔兰的绘画、文学、威士忌热情接待了深夜到访的宪益。简把宪益送回酒店时天已破晓。“那是宪益表现最杰出的一个夜晚，诙谐幽默，机智博学，”简回忆说，“置身于艺术与文学之中最让他如鱼得水。”
英国汉学协会代表派特森先生说，虽然与杨宪益、戴乃迭未曾谋面，但自己是伴随着杨、戴译著长大的，他常常感叹杨、戴译著之丰。我心中暗想，若不是屡遭政治运动，思想禁锢，甚至四年牢狱，他们的著述与翻译应该更多产。
每个人的发言都很简短，不过三五分钟。我曾多次同宪益老人谈起过他就像灯塔，我是一只雀。雀在飘泊多年之后为灯塔经久不衰的光所吸引，最后栖息在风蚀雨浸的灯塔上……宪益开始并不喜欢我给他的灯塔“称号”，但他后来接受了，“灯塔”和“雀”因此常出现在我们的对话中，因为他对人总是宽厚接纳。宪益老人永远闭上双眼的那天，我在日记里写道：今天灯塔倒了，雀在雨中哭泣。而今天，我高兴地告诉您（我从两树之间，抬头仰望了蓝天），灯塔又在墨顿学院矗立起来了！相信无数的后来者都会在杨、戴精神的激励下，为继续构建中西文化交流的桥梁添砖加瓦。
茶会结束后，“天造一双”的布伦顿找到我和赵蘅，亲自带领我们参观墨顿图书馆，这是件很难得的事情，因为古老的墨顿图书馆并不公开对外开放。
墨顿图书馆距今已有700多年历史，所藏图书中有300多卷中世纪手稿，还包括著名的墨顿校友、登山运动员桑迪·欧文，诗人艾略特，散文家兼漫画家麦克斯·比尔博姆的手迹。布伦顿亲切耐心的讲解令我感动又感激；保存完好的古老典籍让我肃然起敬（心中不免想起许多珍贵图书在中国所遭受的厄运——从秦始皇的焚书坑儒到“文革”的肆意焚毁）；我在此感受着历史的传承，文化的浸润，杨宪益年轻的足迹和我自己时间的和空间的位置。
告别了布伦顿后，我和赵蘅再次回到小教堂的花园，小巧的铁锹和装着黑黝黝肥土的绿色塑料桶还在，我们再为两棵树培上几锹土。不知哪位朋友在树下留下一个酒瓶。西斜的阳光下，红铜色的树干愈发金光闪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