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典故切入古诗词教学可以收到出人意料的效果，但我们很少搞清楚用典的深层内涵与其意义。本文试图从文章写作的深层意义对中学古典诗词用典的深层意义对其进行探讨。 【关键词】古典诗词用典 诗人学识 民族文化 含蓄蕴藉
一、诗人学识的自然反映
用典的目的是“据事以类义，援古以证今”，重在“说明”和“证实”，方法是“引乎成辞”或“举乎人事”，即直接引用别人的话语或讲述过去的故事。经过赋体写作的实践，典故的运用日益发展和成熟。用典的目的不再只是“据事以类义，援古以证今”，而是讲求华采与信实，在一个典故中既保留原典的底蕴，又充分体现用典者的才识和匠心，从而使典故不只用于佐证，同时也可增加文采、丰富内涵。于是对典故的熟稔和别出心裁的运用就成为学识渊博的标志。
无论是创作者还是评论家都一致认为学识是创作的前提，对于征引典故更离不了丰富学识的贮备。清代袁枚所谓“万卷山积，一篇吟成。诗之与书，有情无情。钟鼓非乐，舍之何鸣？”（《续诗品·博习》）就是说学识虽不是诗，但离开了学识，也难以写出好诗。当然，“丰富的生活积累和广博的文化知识只是为作家提供了创作的原材料，要将这些原材料转化为文学作品还需要作家的审美感知能力、艺术构思能力以及艺术传达能力。”但对于创作主体而言，在主体意识的支配下，会主动地选择运用自己的学识进行创作，有些是有意识的，有些是无意识，较多的是自然的联想，自然的反映。
深入理解用典是诗人学识的自然反映的思维机制，能帮助我们更好地分析相关诗人的学识结构、特色，更好地把握诗人用典特色、理解相关诗作。如周邦彦更多采用史部中的典故以用事（82次之多），袭用集部中的前代作家的字句以用辞，引用杜甫高达80次以上。他将自己的爱情、病弱、才智、境遇、希望、羁旅等，均寄托于历史人物身上，充分地表达自身的情感。稼轩词中的典故关涉的人物主要是具有超常智慧和英雄性格的名将、勇士、侠士、名臣、文人和卓立特行的隐士及名士，其中诸葛亮一人就出现14次，23处提到谢安或关涉谢安。这些人物意象大多具有崇高悲壮美和魏晋风度美，实质上都是稼轩主体人格的反映和折射。
二、民族文化的诗意传承
典故是人类文化的精华、智慧的结晶。它来源于内容丰富的文化典籍或应用于多种多样的文学样式，尤其广泛应用于古代诗词之中，其形成和演变的历史更是浓缩了不同时期的社会状貌和不同应用者的人生体悟，堪称民族文化的缩影。
典故的征用往往浸染了不同时代的社会文化。反映民族、地域风情是文学表现的重要内容之一。创作主体本身就是社会的一员，必然处在一定的社会地位上，有意无意地表达对社会的情感态度和思想认识，文学所再现或表现的内容都直接或间接来自社会生活。班固《汉书·艺文志·诗赋略序》中说“皆感于哀乐，缘事而发，亦可以观风俗，知厚薄云。”刘勰《文心雕龙·时序》中说：“歌谣文理，与世推移”，都指出诗歌可以反映出时代生活的不同状况。正鉴于此，典故也就并非一成不变，在传递民族文化的长流中既有继承，又有创新发展。陆机《文赋》开篇两句即是：“伫中区以玄览，颐情志于典故”，就是强调了创作中须继承前人文学遗产，提高文学修养。任何时代的文化都是在前代文化的基础上形成和发展起来的，有继承，民族文化传统才能发扬光大。当然，人类文化发展的总趋势是推陈出新，发展上升。民族文化只有在不同文化的碰撞中有所扬弃，有所创新，才能保持持久的活力，典故的增殖和化用就是人们对民族文化的诗意传承。毛泽东的《七律·人民解放军占领南京》中“天若有情天亦老”，全用李贺诗原文，李贺《金铜仙人辞汉歌》中的“衰兰送客咸阳道，天若有情天亦老”说的本是仙人辞汉凄冷荒凉，而到毛泽东词中则完全赋予以新义，形象地道出了一整套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大道理。
典故是不同历史时期社会历史、文化传统、情感体验的概括，又被不断征用、流传，成为社会文化的一部分。明确用典的这一特点，能更好地对古诗词中用典进行文化解读，如针对咏史、怀古诗词中“诗”与“史”、“咏史”与“言志”，“古”与“今”相结合的艺术特征，可以明确地把握用典的旨义。再如积累常见的典故原型意象，是解读古诗词的有效途径。
三、含蓄蕴藉的艺术追求
恩格斯在《致玛·哈克奈斯》中曾说：“作者的见解愈隐蔽，对艺术作品来说就愈好。”黑格尔《美学》第一卷《全书序论》中也说：“艺术的显现却有这样一个优点：艺术的显现通过它本身而指引到它本身以外（译者朱光潜注：即意在言外），指引到它所要表现的某种心灵性的东西。”这些论述，对中国古典诗歌来说，尤为切合，因为中国古代诗词创作特别强调含蓄蕴藉，意在言外，如刘勰在《文心雕龙·隐秀》中就说：“隐也者，文外之重旨也。”
中国古代诗歌在创作上更重视含蓄的表现手法，“含蓄者，意不浅露，语不穷尽，句中有余味，篇中有余意，其妙不外寄言而已”与直露、一览无余相对立。含蓄，意味着一种富有暗示性的，有节制的表达，最常见的方法是多用比兴、典故等。通过比兴联想、引言引事，使语言具有特殊的修辞情味，达到委婉、幽雅、清新等目的，也可以使作品获得生动的形象。
用典在汉代定型化，后来刘勰在《文心雕龙·事类》中概括为“综学在博，取事贵约，校练务精，捃理须核，众美辐辏，表里发挥”。这种手法为文人才士竞相采用，以致于六朝文学讲求形式完美，重视词采声韵，文风华靡，用典使事成为风气。但总的说来，鉴于典故“体积小、容量大”的特点，对形式主义色彩较浓的文言，尤其是骈体论文来说，是不可多得的表达手法，所以它又成为文人骚客抒情达意所惯用的写作技巧。
众所周知，由于中国文化历来对经典极为推崇，引经据典是中国古典诗歌的一个基本特征。过去学者们往往只满足于找出典故和引文的出处，而不是对它们在诗中的作用作进一步的解说。在“互文”理论看来，典故和引文在作品中发挥着积极的能动作用，在不同的语境中，它们常常会产生不同的效果，造成不同的意义，而且这些效果和意义有时会同它们的最初功用大相径庭。
作者单位：湖北建始县中等职业技术学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