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杂文的阅读】 杂文与正能量阅读答案

  点击  在我们这个名人和明星辈出的时代,产生一个名人或明星,远比生产一件精美的产品要容易得多。翻开报刊,打开电视,无不充斥着名人和明星的气息:名人代言广告(报刊),名人用过某产品后的现身说法(电视)——至于是否真的用过只有天知道。
  名人和明星究竟真的有那么神奇吗?我们应该如何识别真正的名人和明星呢?在名人和明星面前,我们应该持什么样的态度呢?
  选文1
  名人和明星
  □周国平
  我们这个时代似乎是一个盛产名人的时代。这当然要归功于传媒的发达,尤其是电视的普及,使得随便哪个人的名字和面孔都很容易让公众熟悉。风气所染,从前在寒窗下苦读的书生们终于也按捺不住,纷纷破窗而出。人们仿佛已经羞于默默无闻,于是,争相吸引传媒的注意,以增高知名度为荣。古希腊晚期的一位喜剧家在缅怀早期的七智者时曾说:“从前世界上只有七个智者,而如今要找七个自认为不是智者的人也不容易了。”现在我们可以说:从前几十年才出一个文化名人,而如今要在文化界找一个自认为不是名人的人也不容易了。
  一个人不拘通过什么方式或因为什么原因出了名,他便可以被称做名人,这好像也没有大错。不过,我总觉得应该在名人和新闻人物之间做一点区分。譬如说,挂着主编的头衔剽窃别人的成果,以批评的名义诽谤有成就的作家,这类行径固然可以使自己成为新闻人物,但若因此便以著名学者或著名批评家自居,到处赴宴会,出风头,就未免滑稽。当然,新闻人物并非贬称,也有光彩的新闻人物,一个恰当的名称叫做明星。在我的概念中,名人是写出了名著或者立下了别的卓越功绩因而在青史留名的人,判断的权利在历史;明星则是在公众面前频频露面因而为公众所熟悉的人,判断的权利在公众,这是两者的界限。明晰了这个界限,我们就不至于犯那种把明星写的书当做名著的可笑错误了。
  不过,应当承认,做明星是一件很有诱惑力的事情。诚如杜甫所说:“千秋万岁名,寂寞身后事。”做明星却能够现世兑现,活着时就名利双收,写出的书虽非名著(何必是名著!)但一定畅销。于是,我们就不难理解,为何许多学者身份的人现在热衷于在电视屏幕上亮相。学者通过做电视明星而成为著名学者,与电视明星通过写书而成为畅销作家,乃是当今时代两个相辅相成的有趣现象。人物走红与商品走俏遵循着同样的机制,都依靠重复来强化公众的直观印象从而占领市场,在这方面电视无疑是一条捷径。每天晚上有几亿人守在电视机前,电视的力量当然不可低估。据说这种通过电视推销自己的做法有了一个科学的名称,叫做“文化行为的社会有效性”。以有效为文化的目标,又以在公众面前的出现率为有效的手段和标准,这诚然是对文化的新理解。但是,我看不出被如此理解的文化与广告有何区别。我也想象不出,像托尔斯泰、卡夫卡这样的文化伟人,倘若成为电视明星——或者,考虑到他们的时代尚无电视,成为流行报刊的明星——会是什么样子。
  我们姑且承认,凡有相当知名度的人均可称做名人。那么,最后我要说一说我在这方面的趣味。我的确感到,无论是见名人,尤其是“名人意识强烈”的名人,还是被人当做名人见,都是最不舒服的事情。在这两种情形下,我的自由都受到了威胁。我最好的朋友都是有才无闻的普通人。世上多徒有其名的名人,有没有名副其实的呢?没有,一个也没有。名声永远是走样的,它总是不合身,非宽即窄,而且永远那么花哨,真正的好人永远比他的名声质朴。
  (选自《周国平文集》)
  点击
  人活一世,谁都想走大运,少倒霉或不倒霉。但是,无论怎样走运的人,也免不了有倒霉之时,所谓乐极生悲。相反,无论怎样倒霉的人,也有否极泰来的时候,这是生活的辩证法。
  那么,我们在走运的时候应该采取什么样的生活态度,在倒霉的时候又将如何面对呢?应该如何正确地看待他人的走运与倒霉呢?
  选文2
  走运与倒霉
  □季羡林
  走运与倒霉,表面上看起来,似乎是绝对对立的两个概念。世人无不想走运,而决不想倒霉。
  其实,这两件事是有密切联系的,互相依存的,互为因果的。说极端了,简直是一而二、二而一者也。这并不是我的发明创造。两千多年前的老子已经发现了,他说:“祸兮福之所倚,福兮祸之所伏,孰知其极?其无正。”老子的“福”就是走运,他的“祸”就是倒霉。
  走运有大小之别,倒霉也有大小之别,而二者往往是相通的。走的运越大,则倒的霉也越惨,二者之间成正比。中国有一句俗话说:“爬得越高,跌得越重。”形象生动地说明了这种关系。
  吾辈小民,过着平平常常的日子,天天忙着吃、喝、拉、撒、睡;操持着柴、米、油、盐、酱、醋、茶。有时候难免走点小运,有的是主动争取来的,有的是时来运转,好运是从天上掉下来的。高兴之余,不过喝上二两二锅头,飘飘然一阵了事。但有时又难免倒点小霉,“闭门家中坐,祸从天上来”,没有人去争取倒霉的。倒霉以后,也不过心里郁闷几天,对老婆孩子发点小脾气,转瞬就过去了。
  但是,历史上和眼前的那些大人物和大款,他们身系天下安危,或者系一个地区、一个行当的安危。他们得意时,比如打了一个大胜仗,或者倒卖房地产、炒股票,发了一笔大财,意气风发,踌躇满志,自以为天上天下,唯我独尊。“固一世之雄也”,怎二两二锅头了得!然而一旦失败,不是自刎乌江,就是从摩天高楼跳下,“而今安在哉”!
  从历史上到现在,中国知识分子有一个“特色”,这在西方国家是找不到的。中国历代的诗人、文学家,不倒霉则走不了运。司马迁在《太史公自序》中说:“昔西伯拘羑里,演《周易》;孔子厄陈蔡,作《春秋》;屈原放逐,著《离骚》;左丘失明,厥有《国语》;孙子膑脚,而论兵法;不韦迁蜀,世传《吕览》;韩非囚秦,《说难》《孤愤》;《诗》三百篇,大抵贤圣发愤之所为作也。”司马迁算的这个总账,后来并没有改变。汉以后所有的文学大家,都是在倒霉之后,才写出了震古烁今的杰作。像韩愈、苏轼、李清照、李后主等一批人,莫不皆然。从来没有过状元宰相成为大文学家的。
  了解了这一番道理之后,有什么意义呢?我认为,意义是重大的。它能够让我们头脑清醒,理解祸福的辩证关系:走运时,要想到倒霉,不要得意过了头;倒霉时,要想到走运,不必垂头丧气。心态始终保持平衡,情绪始终保持稳定,此亦长寿之道也。
  (选自《季羡林谈人生》)
  对比欣赏
  相同点:内容上,这两篇杂文都是作者各自对生活的认识和感悟,都是通过生活中的现象揭示发人深省的道理,都运用辩证的眼光来看待问题,对问题的阐述既全面又深刻。写法上,两文都有引用论证;都运用正反对比的方法,来论证中心论点,事件典型,论证有力,既有现实感又有历史感。在论述的过程中,收放自如,绝不旁逸斜出。语言上,两文的语言毫无名人的架子,绝不板起面孔教训人,既侃侃而谈又通俗易懂,亲切自然,论述的道理易获读者认同。篇幅上,两文都短小精悍,既说理,又带有文学性和趣味性。
  不同点:内容上,《名人和明星》是从文化的角度来反思名人和明星泛滥的原因;《走运与倒霉》则是从人生的角度阐述走运与倒霉相辅相成的道理。
  在对观点的具体表述上,《名人与明星》集中在第二自然段,即“名人是写出了名著或者立下了别的卓越功绩因而在青史留名的人,判断的权利在历史;明星则是在公众面前频频露面因而为公众所熟悉的人,判断的权利在公众,这是两者的界限”,和第三自然段,即“应当承认,做明星是一件很有诱惑力的事情”,逻辑上层层深入。《走运与倒霉》一文的观点则集中在最后一自然段,即“它能够让我们头脑清醒,理解祸福的辩证关系:走运时,要想到倒霉,不要得意过了头;倒霉时,要想到走运,不必垂头丧气。心态始终保持平衡,情绪始终保持稳定”,可谓“卒章显志”。
  在具体论证的过程中,《名人和明星》以举例论证为主,兼有引用论证;《走运与倒霉》以引用论证为主,兼有举例论证。
  语言上,《名人与明星》针砭时弊,因而讽刺和批评意味较浓;《走运与倒霉》剖析人生,幽默意味较浓。
  两文启示我们:
  1.杂文要有时代感。要想写好杂文必须用心去关注生活,感悟生活,必须能敏锐地捕捉到生活的某些现象,且有自己独特的见解以及端正人生的态度。
  2.杂文是短小的文艺性的社会评论。它既是说理的,又具有文学的因素。它要求短小精悍,以幽默、讽刺的文笔,鞭挞丑恶,针砭时弊,求索真理,剖析人生,给人以有益的启示。
  3.写好杂文同样需要摆事实,讲道理。但杂文又不等同于一般的议论文,因而其行文章法更加灵活多变,语言也更为生动活泼而亲切自然,好的杂文的语言不仅带有批判性,而且更像是与读者促膝谈心。

推荐访问:杂文 阅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