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 本文就语用测试、会话含义理论、会话含义测试的发展进行了探讨，论述了会话含义测试所取得的成果与会话含义测试所面临的问题，并指出传统会话含义测试应结合和借鉴实验语用学的方法和成果，从而使会话含义测试取得更好的发展和进步。
关键词： 语用测试 会话含义 会话含义测试 问题
1.引言
作为语言能力不可分割的一部分，语用能力受到了外语教学界的极大关注，语用能力的培养也在外语教学中占据着越来越重要的地位。在此背景下，国内外对于语用教学的研究日益增多，作为语用教学不可或缺的一部分的语用能力测试也随之发展起来。Oller于1979年提出了语用能力测试的概念。20世纪80年代以来，语用测试成为了测试领域的一个崭新而重要的研究方向。作为语用学的核心概念，会话含义一直是语用学研究的重要课题。因此会话含义很早就受到语用测试研究者的关注并成为语用测试的重要内容之一。本文主要就以下几个方面进行探讨：语用测试的发展、会话含义理论及会话含义测试、会话含义测试面临的问题。
2.语用测试的发展
Oller在1979年提出了语用能力测试的理念并将“语用”测试定义为：“any procedure or task that causes the learner to process sequences of elements in a language that conform to the normal contextual constraints of that language，and which requires the learner to relate sequences of linguistic elements via pragmatic mappings to extralinguistic context.”从以上定义可以看出，Oller认为语用测试作为一种程序或任务应使受试者的语言运用符合现实世界中语言的实际使用状况，即受试者应以有意义的方式来运用语言而不是毫无交际意图地胡乱堆砌词句。此外，语用测试也要求能够将测试中的语言元素与测试场所之外的真实语境联系起来去使用语言。
Farhady在1980年设计了选择填空试题来测试学生表达请求、建议等言语能力（Liu，2006：26）。之后，语用测试得到了语言学家和语言测试研究者更多的关注，更多的测试也被设计出来并用于测试实践之中，关于语用测试的研究文章也纷纷出现于各类学术期刊。关于言语行为、礼貌与间接性言语的测试蓬勃发展，如：致歉（apology）：Olshtain & Cohen，1983，Trosborg，1987，Olshtain，1989，Maeshiba，Yoshinaga，Kasper & Ross，1996；请求（request）：Blum-Kulka，1982，Blum-Kulka & Olshtain，1986，House & Kasper，1987，F?�rch & Kasper，1989，Takahashi & DuFon，1989，Ellis，1992；Hassall，1997，Rose，1998，拒绝（refusal）：Takahashi & Beebe，1987，Beebe，Takahashi & Uliss-Weltz，1990；抱怨（complaint）：Olshtain & Weinbach，1987，1993，Trosborg，1995等。在会话含义测试方面Bouton（1988，1994，1999），Roever（2006），Davidson（2009），Slabakova（2009）等人进行了较为系统的研究；Coulmas（1981a）和Roever（1996）开展了情景套语的测试研究；House & Kasper和House分别于1981年和1996对会话掌控进行了测试；1995年Hudson，Detmer & Brown采用了6种任务类型进行了跨文化语用原型测试；Yamashita（1996，1997）分别对日本的English-speaking JSL learners和Japanese EFL learners进行了语用测试。Bachman（1990：81-109）在《语言测试要略》一书中定义了语用能力并对语用测试方法的特征进行了探讨。Hudson（2001）讨论了语用测试工具的开发；Yamashita（1996），Brown（2001，2004）也对语用测试的效度和信度进行了深入的研究。国内的语用测试开展时间较短，但是不少研究者已经做了一些研究成果，如：刘建达（2006，2007，2008），谢华、王同顺（2007）、姜占好（2009）等。
总之，在过去的近30年中，语用测试的研究取得了长足的进步：第一，在测试内容上，语用测试已经从言语行为（speech acts）逐步扩展到会话含义（conversational implicature）、情景套语（situational routines）、会话掌控（conversational management）和指示语（deixis）等语用学中的核心概念；第二，从测试方法和任务类型设计方面也从过去单一的多项选择填空发展到：书面话语填充（WDCT）、多项选择话语填充（MDCT）、听说话语填充（ODCT）、话语角色扮演（DRPT）、话语自我评估（DSAT）和角色扮演自我评估（RPSA）等各种类型（刘建达，2008）。第三，对语用测试的效度和信度进行了较为系统的研究。
3.会话含义理论
含义（implicature）的概念（包括会话含义和规约含义）首先由Grice于1967年在哈佛大学Williams James讲座中提出。此概念问世以后给语用学理论带来了革命性的影响，至今仍被认为是语用学和语言哲学的思想基石之一。Grice（1989：25）认为存在着一种隐含的规则，这种规则决定了语言在使用时可以达到最大程度的效果并使得交际得到圆满完成。他将这个规则称为合作原则（Cooperative Principle）并次分为4个准则（Maxims）：质的准则（Quality）、量的准则（Quantity）、相关的准则（Relation）和方式的准则（Manner）。Grice的会话含义理论中的会话含义是指那些遵守或违反合作原则下的“四准则”而推导出来的特殊会话含义。会话含义本身又分为一般（generalized）和特殊（particularized）两种。一般会话含义和会话的特定语境无关，在脱离语境的情况下依然存在，依然可以推导出来。特殊会话含义的推导则依赖语境。Grice认为，特殊会话含义是违反合作原则下四个准则之中的一个或多个准则、由听话人经过语用推理而得到的结果。
关于“会话含义”，Levinson（2000）在自己开列的“含义分类表”下专门加了个注脚：“即由会话含义准则得出来的含义。”这里，Levinson赋予了“会话含义”以特定的涵义，专指用古典格赖斯会话含义理论的“合作原则”下的四准则推导出来的含义。从含义的推导是否依赖于上下文或语境来说，可以区分出特殊含义（particularized conversational implicature）和一般含义（generalized conversational implicature）。前者有这种依赖关系，后者没有这种依赖关系。也就是说，一般含义的产生，并不需要任何的特定上下文或专门的语境，而特殊含义的推导，则必需这种推导的语境。1991年，Levinson提出了称为“新格赖斯语用机制”（Neo-Gricean pragmatic apparatus）的三原则。Levinson的三原则是：量原则、信息原则和方式原则。不难看出，他的三原则中的量原则和信息原则是由Grice的数量原则的两个次则演化而来的；他保留了Grice数量准则的第一次则为“量原则”（Q-principle），把数量准则的第二次则称为“信息原则”（I-principle），把Grice的方式准则基本保留为“方式原则”（M-principle），并把各个原则都分为“说话人准则”（Speaker’s maxim）和“听话人推论”（Recipient’s corollary）两个部分。
Horn提出了一种两分的模式。按照Horn（2004：3-28）的观点，Grice的准则可以被两个最基本的准则所替代，即量的准则（Quantity-Principle）和关系准则（Relation-Principle）。Q原则（基于听话人）是要使你的话语充分,说得尽可能多（以R原则为条件）；R原则（基于说话人）是你的话只是必需的，只说必须说的（以Q原则为条件）。根据Q原则，如果说话人说出p，就意味着最大的极限为p，这就是Horn等级（Horn Scales）。等级含义是一般含义的一种特殊类型,其推理是参照“等级价值表”进行的，说话人从中选择一个词项，说话者的选择蕴涵着“not the highest values”。例如：〈all，most，many，some，few〉，〈always，often，sometimes〉表中所列词项的价值由最高到最低排列。当说话时，说话人从表中选出语境所需的最大语言信息和最真实的词项，如例（3）：I’m studying linguistics and I’ve completed some of the required courses.例（3）中，说话者选择了词项“some”，构建成蕴涵（+〉not all）。等级含义的基础是：声言等级表中的任何词项，蕴含着对表中任何高一级词项形式的否定。也就是说：说强蕴含弱；说弱否定强。
Sperber & Wilson（1986）则对合作原则提出质疑，提出了“关联理论”（Relevance Theory）：说话人不仅要表明他有某种信息要传递，更要表明他所提供的信息有某种关联；这种关联使人们对说话人的意图作出合理的推导，达到对话语的理解。“关联原则”的提出，在很大程度上对以上不足起了弥补作用，它将Grice的四准则统一起来，进一步完善了合作原则。Sperber和Wilson（1986）提出了明示推理交际（ostensive-inferential communication）的概念。Sperber和Wilson在推理模式前加上了“明示”（ostensive）一词，即“明示推理模式”（Ostensive Inferential Model）。在他们看来，任何语句在不同的场合可能有不同的意义。它与其他两种模式的不同在于：信码模式只强调了说话人通过编码和解码的过程达到交际的目的；推理模式强调的是听话人通过合作原则推导出的“特殊含义”；而明示推理模式既强调了说话人，也强调了听话人。明示和推理是交际的两个方面。“明示”是对说话人而言的，是说话人通过某种使听话人“显映的”（manifest）方式明确向听话人表示意图的一种行为。“推理”是对听话人而言的，听话人凭说话人所提供的显映的方式进行解码，并将解码所得到的证据作为前提的一部分，再结合听话人本身的认知语境（旧信息）对话语信息（新信息）按一定的方向进行推理，最终达到对话语信息的正确理解。依据最佳关联原则：说话人必然将所要强调的部分通过某种明示手段表现出来，以便听话人进行推理。没有这种“明示性”，有时即使有了语境，听话人也无从下手。正是“明示性”对推理模式的这种规定，最佳关联原则才可能成立。Sperber和Wilson继而提出了关联原则（principle of relevance）：Every act of ostensive communication communicates the presumption of its own optimal relevance.（任何明示性交际行为都意味着本交际行为所传递的假设具有最佳关联性。）
关联理论把语言交际行为视为一个有目的、有意图的活动。语言交际活动所要传递的是说话人的意图（intended message）。一个语言交际活动涉及两种意图：一是信息意图（informative intention），二是交际意图（communicative intention）。也就是，说话人在说话时，不仅要表明他有某种传递信息的意图，更要向对方表明他有传递这种信息意图的意图。“关联原则”不是规约性的，它是描述性的；不是任何话语解释都必须符合这条原则，不是“必须”，而是任何语言交际活动都有其关联性作保障。因此，关联性是一个相对的概念。这是因为它相对于语境、依赖于语境；也因为它依赖于交际主体的认知能力和认知环境，所以关联有强弱的程度之分。关联是一个由最大关联到最小关联或无关联的连续体，这个连续体，简单说可分为最大关联（maximally relevant）、强关联（very relevant）、弱关联（weakly relevant）和完全不关联（irrelevant）。强关联和弱关联都属于不完全关（incomplete relevant）。强关联和弱关联及完全不关联所产生的是特殊会话含义。
语用学会话含义理论由过去的“古典理论”发展到“新理论”标志着会话含义理论全面走向完善和具有实用性。会话含义影响着整个语言运用的过程，对它是研究对于揭示语言运用的一般规律将产生深远的影响。由此可见，将会话含义引入语用测试具有重要的意义。一方面，这是对语言学习者语用能力的检测，并将对语言教学产生反驳作用，另一方面，也是对会话含义理论本身的实证检验。
4.会话含义测试
Bouton（1988；1999）从形成性及可教授性的角度对会话含义进行了研究。他采用了25道多项选择题对学习者进行了测试，这些测试是分班测试的一部分。测试所使用的题目以对话为主，如：
（1）When Abe got home，he found that his wife had to use a cane in order to walk.
Abe：What happed to your leg?
Wife：I went jogging today.
Another way the wife could have said the same thing is...
a.Today，I finally got some exercise in jogging.
b.I hurt it jogging.
c.It’s nothing serious.Don’t worry about it.
d.I hurt it doing something silly.
（2）Lars：Where is Rudy，Tom?Have you seen him lately?
Tom：There is a yellow VW parked over Sarah’s house.
What Tom say is here is that...
a.He just noticed that Sarah has bought a yellow VW and is telling Lars about it.
b.He has no idea where Rudy is.
c.He thinks Rudy may be at Sarah’s house.
d.None of these.He is deliberately changing the subject to avoid having to admit that he doesn’t know.
他首先对375名NNS进行了测试，并分别在17和33个月后对同一批受试者进行了同样内容的测试，另外一批已经学习了4―7年的学生也接受了同样的测试。另外77名NS作为参照组也参加了测试。Bouton发现非母语学生在规约含义（formulaic implicature）方面的得分远远低于在会话含义（idiosyncratic implicature）方面的得分。另一方面，经过一段时期的学习，非母语学生在两种含义的得分上会有所提高，在会话含义上可以接近母语学生的水平，达到97.7%。然而规约含义仍然保持在80%的水平，而母语学生则为94.4%。Bouton认为这些测试结果可由如下情况得到解释：学习者在日常交流中可得到大量的会话含义输入而规约含义的输入较少；他还认为理解会话含义的能力与语言水平之间的相关度很小；他提出应该鼓励母语学生与非母语学生之间的交流与沟通，教师在课堂教学中也应该帮助非母语学习者发展理解会话含义的知识和技能。根据Bouton的研究结果，我们可以看出理解会话含义的能力是可学和可教的，但是这需要一定量的语言输入和适当的教学安排。
Bouton的研究对于解学习者的语用能力和设计语用教学具有相当大的价值。但是其研究也存在着一些不足之处，主要表现为他没有对测试本身的效度和信度进行给予说明，因此其测试结果可信性可能会受到一些影响。
Roever（2006）进行了一次基于网络的测试。测试包含了36个项目，测试目的有三个方面：学习者对于会话含义的理解（多项选择）、学习者对于套语的理解（多项选择）和学习者关于言语行为的知识（话语填充）。共有267名语言水平从初级到高级不等的ESL和EFL学习者参加这次测试。在会话含义部分，有8个项目包含会话含义，4个项目包含规约含义。题目采用多项选择的方式，如：
Jack is talking to his housemate Sarah about another housemate，Frank.
Jack：Do you know where Frank is，Sarah?
Sarah：Well，I heard music from his room earlier.
What does Sarah probably mean?
a.Frank forgot to turn the music off.
b.Frank’s loud music bothers Sarah.
c.Frank is probably in his room.
d.Sarah doesn’t know where Frank is.
规约含义涵盖间接批评，间接批评是指在交流中故意只关注交谈中所谈到的话题的次要部分，从而表达自己的不满或不赞同。如：
（―How do you like your food?―Let’s just say it’s colorful.），as well as the Pope question（―Are rents in New York high?―Is the Pope Catholic?）.
这部分测试的时限为12分钟。就会话含义部分而言，测试结果显示：第一，学习者对于会话含义的理解与语言水平之间为正相关；第二，会话含义、套语与言语行为之间具有一定的相关性；第三，与Bouton的研究结果相反，就中等水平的受试者而言，测试结果表明的会话含义理解能力与语言输入的关系不大。
与Bouton相比，Roever的测试具有很大的进步。首先，Roever采用了Messick的模式对测试的效度进行了研究并为效度研究设计了具体的研究问题。如：
1）General test characteristics
a.What were the mean scores and standard deviations of the test and its sections?
b.Were the time limits appropriate?
c.What is the practicality of the test?
2）Test-internal analyses
a.Is the test reliable?
b.Does the factor structure of the test reflect the construct，i.e.three distinct factors with some overlap?
c.Does familiarity with using web browsers introduce construct irrelevant variance?
3）Comparison with an external criterion
a.Do native speakers score higher on the test and its individual sections than non-native speakers?
b.Do learners who have had exposure to an English-speaking score higher on implicatures than learners who have not?
c.Do learners who have had exposure to an English-speaking environment score higher on routines than learners who have not?
d.Do scores on the speech act section increase as learners ESL proficiency increases?
e.Are high-imposition speech acts more difficult than low imposition speech acts?
其次，测试的可行性也被纳入了研究的范围。Roever认为网络测试具有很大的便捷性，值得进一步推广。
除了以上的研究，Davidson（2009）还测试了聋哑人对于英国和美国手势语中梯级含义（scalar implicature）的理解能力。他的测试结果表明，聋哑人在语言习得方面的延误并没有影响他们对于梯级含义的理解。通过以上的回顾，我们可以发现对于会话含义理解能力的测试已经成为语用测试的重要组成部分。对于会话含义的测试研究也将愈加成熟和系统化，会话含义的测试结果不仅对于第二语言习得和外语教学具有重要的启示，而且将带来良好的反拨作用。从Davidson的研究也预示着会话含义测试也有着广泛的应用前景，并将对于聋哑人等特殊群体语言教育和使用方面的研究起到促进和推动作用。
5.面临的问题
会话含义测试的意义已经为人们所认识，对于会话含义测试的研究也不断开展起来。对于含义测试的设计、测试工具、信度和效度等方面的研究也吸引了很多的研究者。尽管取得了很多的成就，会话含义测试也面临着很多问题。
第一，Grice，Levinson，Sperber & Wilson和Horn分别在自己的理论基础上，提出了自己的会话含义理论。我们在测试的时候应以谁的理论体系作为基础？否则以不同的理论依据进行的测试，其结果之间必将没有可比性。
第二，会话含义是语用能力的重要组成部分，语用能力主要体现在真实交际场景之中。而目前的测试方式大都是多项选择，这使得交际的真实性大为缺乏。如何开发现代化的测试工具以使测试环境更加接近真实场景仍然是一个必须面对的挑战。
第三，选择哪些会话含义对受试者进行测试？因此需要建立一个统一、系统的原则。
第四，如何将校园环境下的会话含义测试与实验语用学（Experimental Pragmatics）结合起来？实验语用学以社会心理学、心理语言学、发展心理学和神经生理学为取向，采用各种手段对包括会话含义在内的语用能力进行测试（周榕、冉永平，2007），其测试结果具有较高的可信度。Bott & Noveck（2003）对会话含义进行了反应时实验；Bezuidenhenhout & Morris（2004）也利用眼动追踪技术对会话含义进行了研究。这些研究都取得了很多的成果，值得目前语言测试界的研究者们学习。
6.结语
语用测试的迅速发展给语言测试与语言教学带来了重要的影响，对于语言教学也起到了良好的反拨作用。作为语用测试重要组成部分的会话含义测试也引起了研究者们的更多关注。从以上的探讨中，我们可以看出对于会话含义测试的研究也越来越系统化了。但是会话含义测试也面临着很多的问题。随着实验语用学的发展，传统的测试方式和理念也不断地受到挑战。从长远来看，传统的会话含义包括语用测试必须学习和引进实验语用学的一些研究方法和手段，这样才能使语用测试和会话含义测试得到更好的发展和进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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