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春蚕》是茅盾短篇小说的代表作之一，也是我国现代文学中的现实主义名篇。《春蚕》主要通过老通宝一家人在蚕事季节里，借债买桑叶，没日没夜地拼命劳动，虽然蚕茧获得丰收，但因茧价大跌，反遭破产的故事，成功塑造了老通宝、阿多等艺术形象，反映了三十年代初我国江南地区农村丰收成灾这样一种畸形的社会现象，从而深刻揭露了封建半殖民地的旧中国社会的黑暗与腐败。
生活是创作的源泉，艺术的美来源于生活美，但又高于生活美。《春蚕》的作者把描写人物和描写生活有机地结合起来，做到了水乳交融，既加强了人物形象的真实性，又使作品具有浓郁的生活气息。《春蚕》的艺术特色主要体现在以下三个方面。
一、真实地再现典型环境中的典型人物
恩格斯曾经指出：“现实主义的意思是，除细节的真实外，还要真实地再现典型环境中的典型人物。”《春蚕》就是一篇现实主义名篇。众所周之，艺术形象的塑造，不仅要求鲜明、生动，更要求真实，真实是艺术形象的生命。老通宝是一个旧中国老年农民的典型形象，鲜明、生动、具有高度的真实性，作者塑造这个人物形象采用了多种艺术手法，最成功之处是塑造了典型环境中的典型人物。人物总是在一定的环境中生活和行动的，离开了典型环境，就刻画不出典型人物。《春蚕》的作者通过主人公老通宝的视点描写了自然景色和时代气氛，进而描写了我国近代社会生活的变迁；又通过这些描写来烘托主人公的内心世界，从而深刻揭示了老通宝的朴素而又强烈的反帝意识这一重要性格特征。小说开始写老通宝在“塘路”边观察气候和桑叶生长情况，描绘了江南水乡特有的自然景色：在“官河”内，水是绿油油的，“官河”两边排列着密密层层的桑树；河里桑树一忽儿晃动、一忽儿清晰的倒影；“才得清明边，塘就那么热”，“在热烘烘的太阳下，似乎那‘桑拳’上的嫩绿叶过一秒钟就会大一些”。这是一幅充满生机的风景画。在这样一个环境里，老通宝的“被穷苦弄麻木了的老心里勃然又生出新的希望来了”，“他相信。今年的蚕花，光景是好年成”。然而，煞风景的是：“上海不太平”(指“一・二八”事变)传说中的东洋兵要打进来。“塘路”边的茧厂，十天前驻扎过军队，那边的田里还留着几条短短的战壕。这战壕和战争气氛，就像一幅美好的风景画被谁乱涂了一笔破坏了它的和谐一样，也在老通宝的充满希望的心情中投下了一抹阴影。
作者不仅描写了老通宝眼前的景象。还通过他的心理活动，把笔锋转向历史的纵深；太平天国年代，老通宝祖父的家正在“发”：十年间挣得了二十亩的稻田和十多亩的桑田，还有三开间两进的一座平屋，“成为东村庄上被人人所妒羡”的殷实人家。可是从那之后，世界变了，他的家庭逐渐破落了。这是什么原因?老通宝虽然没有见过洋鬼子，但他相信“铜钿都被洋鬼子骗去了”这句话：“并且他自己明明看到自从镇上有了洋纱，洋布，洋油，――这一类洋货，而且河里有了小火轮船以后，他们田里生出来的东西就一天一天不值钱，而镇上的东西却一天一天贵起来。他父亲留下的一份家产就这么变小，变做没有，而且现在负了债。而且镇上的东西更加一天一天贵起来，派到乡下人身上的捐税也更加多起来。老通宝深信这都是串通了洋鬼子干的。”几十年间老通宝一家生活上的遭遇，使他得到这样一个结论：“世界真是越变越坏了!”这里作者深刻地揭示出当时中国社会本质特征的一个重要方面：自从大清帝国被帝国主义的洋枪洋炮打开了大门以后，洋货就大量侵入中国人民的正常生活，中国劳动人民的命运就更加悲惨了，农民日益贫困，农村迅速破产。“世界真是越变越坏”，这是一句形象化的概括。
从自然景色到时代气氛，从眼前现象到历史的纵深，作者就这样形象地勾勒出一个典型环境，揭示了老通宝性格的一个重要方面：朴素而又强烈的反帝意识，不仅产生于当时的现实生活，而且深深地植根于历史的土壤。
二、通过人物间的性格冲突来展示人物的性格特征
一般说来，人物的行动是表现人物性格的主要手段。有经验的作家都善于通过人物在行动中与其周围人物的性格冲突，来展示人物的性格特征。《春蚕》没有写与农民的对立面――地主或者高利贷者的直接矛盾冲突，只写了老通宝一家及邻居荷花等人。他们同属一个阶层，但由于年龄、在家庭中的地位及社会经历的不同，他们的性格也是各不相同的。在蚕事的大搏斗过程中，作者着意表现了他们的性格冲突。
老通宝与阿多父子两代人的性格截然不同。对于蚕事，在老通宝看来，那是关系到一家人命运的大搏斗。他满怀希望，又满腹忧愁；脾气急躁，有时简直“像一匹疯狗似的咆哮着”。这是一个勤劳忠厚的“规矩人”在生活重担压迫下畸形的表现。而阿多这个毛头小伙子，他还没有感受到生活的重压，他的性格是爽朗的，不知苦辣，没有父亲那样的忧愁：蚕事辛劳，半个月半饱而且少眠，他依然精神饱满，把劳动看作是一种快活，对于自己一家的命运，也有比较清醒的看法：“今年蚕花一定好，可是想发财却是命里不曾来。”老通宝骂他多嘴，他还是要说；在对待荷花的态度上，父子两人的性格冲突就更为突出。老通宝把婢女出身的荷花看做白虎星，认为“惹上了她就得败家”，所以严禁阿多跟荷花说话，甚至恐吓说要告他“忤逆”，但阿多却“像一个聋子似的不理睬老头子那早早晚晚的唠叨”，心里还暗笑。荷花因老通宝的歧视有意进行报复却被阿多当场抓住时，阿多没有打她、骂她就放她走了，老通宝得知这件事时却“气得直跺脚”；阿多因荷花的话而引起思索：他“觉得人和人中间有什么地方是永远弄不对的”，这一对比，不仅表现了阿多因受封建统治思想毒害还较少较轻，不相信老通宝的那些“鬼禁忌”，而且还表现了他的觉醒。
小说对老通宝与四大娘――公公与儿媳妇关系的描写，也很有特色。旧社会在封建礼教的统治下，公公对儿媳享有绝对权威，儿媳对公公则只能低声下气。但老通宝与四大娘的关系却不是这样。四大娘是老成的，与公公的关系本来也还和睦，但在蚕种问题上却吵了架：四大娘要养洋种蚕，老通宝反对，但结果还是做了适当让步，四大娘还常常因此与老通宝“抬杠”，使他“气得脸都发紫了”。在蚕事“决战”时刻，老通宝要把他家最后的一点产业拿出去抵押借债时，却是“事先和四大娘商量好的”。小说指出了这是因为四大娘在家里也是一个主要劳动力，特别是在蚕事上，她还负有“窝种”、做丝等关键性的任务。这表明老通宝虽然固执，但对儿媳还是比较尊重的，而四大娘在家庭经济生活上也还有一定的发言权。
通过上述性格冲突的描写，使人物性格之间互相对比、互相烘托。既揭示了老通宝勤俭忠厚这一最本质的性格特征，同时也使阿多、四大娘的性格鲜明突出，给人以深刻印象。
三、运用典型事件和细节描写来揭示人物性格特征
小说写了“买桑叶”这一典型事件。养蚕，离不开桑叶。“叶市”是投机家活动的场所，高利贷者又借此剥削蚕农。在蚕事 的准备时期，老通宝就以“二分半月息”这样高的利息，借了三十块钱买了二十担叶，准备大干一场。在“宝宝”上山前，还要三十担叶。这时候，消息传来，“叶行情飞涨了”，“四洋一担”，三十担就要一百二十块。在这紧要关头，老通宝只得硬着头皮，把他家最后的产业――出产十五担叶的桑地拿出去抵押借新债。有人认为老通宝的这一行动是“不问条件只凭经验的盲目生产”，又有人把它看做是与投机商人的孤注一掷一样，认为这与老通宝的勤俭忠厚的性格不一致。其实不然，正因为老通宝是一个勤俭忠厚的“规矩人”，所以他从没想到种田养蚕外另找出路，也不相信蚕茧会没人要，他相信只有争取春蚕丰收，才有希望拨还一些老债，所以才不惜一切地去借新债。显然作家是有意识地用这典型事件把老通宝性格中最本质最主要的方面，具体地揭示了出来。
作品对老通宝用大蒜头来“卜”蚕花前景这一细节描写，也很有深意。老通宝有浓厚的迷信思想，有无数的“鬼禁忌”。这是被封建统治者的愚民政策毒害的结果，也是当时个体农民被残酷的现实逼出来的：由于他的家业一天天变小，变作没有，这才不得不去求助于神灵。但必须指出的是，作者并不是自然主义地而是用批判的眼光来写的：大蒜头的嫩芽始终很少让老通宝担忧，可是他的蚕却长得非常好，春蚕获得了丰收。然而。“蚕愈养得多愈好，就愈加困难。”――“真正世界变了”。老通宝捶胸顿足，没有办法。神灵不灵，决定老通宝命运的还是那个罪恶的社会，这就有力地批判了老通宝的迷信观念。
正如鲁迅对阿Q的描写那样，茅盾对老通宝的肖像也是采用白描手法：焦黄的皱脸，清明边还穿着过冬的破棉袄，身边挂着长旱烟管，在阳光下。“影子就像一段乌焦木头”，还常常虎起脸发脾气，眼睛火红。这些肖像描写尽管简单，但由于作者用多种艺术手法来刻画人物性格特征，展示人物的精神世界，人物形象就栩栩如生，跃然纸上。
《春蚕》没有离奇曲折、扣人心弦的故事，它写老通宝一家在蚕事劳动中与不可知的命运搏斗最终惨败的过程。在这一过程中，作者剪裁了许多生活场景：有杭嘉湖地区水乡的自然景色和帝国主义侵略带来的时代气氛；有蚕农们在小溪边劳动的欢乐场景；有“窝种”、“收茧”、“浪山头”等蚕事特有的仪式和礼节：有荷花因不甘心被歧视进行报复而引起的纠纷，等等，这些生活场景都被描绘得有声有色，与故事情节有机结合。组成了一幅具有浓郁生活气息的、杭嘉湖地区农村的风俗画。在布局上，各个画面之间，疏密相间、繁简得当，不重复又不脱节，摇曳多姿。画面中的人物，个性鲜明、形象生动，读者仿佛直接看到他们的紧张的劳动，听到他们欢乐的笑声，感触到他们深切的忧虑，从而产生感情上的共鸣。
《春蚕》正是以深刻的思想意义，个性鲜明、生动真实的艺术形象和浓郁的生活气息，在我国现代文学的艺苑中持久地放射出光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