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在生态破坏与文明的冲突愈演愈烈的形势下，本文从中西方先哲对待天人关系的思想资源中找寻生态环境的改善与保护之道。 关键词：天人合一 天人相分 生态智慧
英国的阿诺德・汤因比在《人类与大地母亲》一书中写道：人类将会杀害大地母亲，抑或将使她得到拯救？如果滥用日益增长的技术力量，人类将置大地母亲于死地；如果克服了那导致自我毁灭的放肆的贪欲，人类则能够使她重返青春，而人类的贪欲正在使伟大母亲的生命之果――包括人类在内的一切生命造物付出代价。何去何从，这就是今天人类所面临的斯芬克斯之谜。可见，怎样解决生态破坏与文明冲突的问题已成为现阶段甚至整个人类文明进程中的头等大事。于是乎，部分学者便将生态的破坏简单归咎于“天人合一”或是“天人相分”的思想。但这似乎是欠妥的。因为“天人合一”或是“天人相分”只是一个关于天人关系或者认识论方面的命题，不是什么经济思想。或许我们不妨换一个角度思考问题，看看能否从“天人合一”和“天人相分”这对典型的中西自然观中去寻找一些生态智慧呢？
1.生态破坏与文明的冲突
人类生产方式的发展史，大约经历了采集渔猎时代、农耕畜牧时代、工业化时代三个阶段，当下正在向信息智能时代转化。前两个阶段，都走过了“创生――繁荣――衰败”的全过程，第三阶段在20世纪70年代达到极盛，其衰象在此后年代日益突显。这三个阶段文明由盛转衰的部分原因便是该阶段的生产方式已日益严重地破坏了生态环境，人们只得寻找新的生存方式，向新的文明形态过渡。
尽管在历史的“前阶段”的“低阶段”，人类也曾留下破坏生态环境的记录，也曾导致中国黄河流域从先秦至明清三千余年间生态环境渐趋恶化，西亚两河流域文明、中美洲玛雅文明消亡等严重事态，但从大体上说，那时的人类尚未摆脱对自然的依附与敬畏，对生态环境的干扰、破坏的力度有限，加之自然界有较强的自我修复与再生能力，人类的生活方式和生产方式基本还维持着原始的可持续性。而“高发展”的工业文明则打破了这种原始平衡。以“征服自然”、“向自然索取”为行动指针的工业文明在造就巨大物质财富的同时，又因为人以自然为索取的对象，很少注意自然资源的养护和再生，牺牲环境求得发展，并使经济活动规模超过环境和寓于环境中的自然资源的承受程度。人类以空前规模开采不可再生资源（如各种矿藏），恣意干扰各种可再生资源（如森林、草场）天然循环的生物链，在创造巨量财富的同时，又危及地球给人类提供的生存与发展的支持系统。加之工业化对生态环境的破坏，其严重性成倍增大，环境问题日益全球化，现在任何国家、任何民族都无法躲避全球变暖、空气及水质污染的威胁。而造成全球性生态问题的症结，便在于文明发展的无节制性。（中国元典文化十六讲，2006：156）针对此症结，我们仍须“上下而求索”，不妨尝试着从中西自然观中获得一些启示、一点智慧。
2.中华传统文化中的自然观
中华文化基本上以物我一体、人天同构的“天人合一”为本质特征。我们的先人认为人类的自身的存在与社会的发展并不是孤立进行的，它与自然有着紧密的联系。人类在大自然中生长，在大自然中活动，人类既受到自然的种种恩赐，同时也不时地要受到自然灾难的威胁，人类的命运与自然的状况往往联系在一起，人类对自然存在着极强的依赖关系。这就使古人产生了要保护自然和顺应自然的观念。
道家的代表老子曾经指出：“人发地，地发天，天发道，道发自然。”（《老子》二十五章）他认为天地人是相互依赖的，并不是孤立地存在，虽然这三者各有其特性，但总的来说，三者是一个整体。例如人不能离开大地，因为人类扎根于大地，大地孕育和生养着人类，大地给人类的生存和发展提供了不可缺少的条件。同样，天给人类带来了光明，带来了温暖，带来了雨露阳光。如果人类离开了天地，就不能生存，更不要说发展。因此人类应该竭尽所能地维护自身与天地之间的协调关系。
那么儒家对“天人合一”持何种态度呢？儒家虽然认为人类与自然万物有本质的区别，但他们认为这种本质上的区别并不意味着人类与自然没有联系，并不意味着人类可以脱离自然而孤立存在。恰恰相反，儒家认为人类社会与自然界是相互联系的一个整体，是不可分割的。孔子说：“天何言哉？四时行矣，百物生矣，天何言哉？”（《论语・阳货》）孔子明确地告诉人们，人类必须遵循天命，要从四季时令的变化中去体会天命，人道离不开天道。为此，孔子提出了“与命为仁”的命题。命即天命，而仁则是人道，由此可见，“与命为仁”即是“天人合一”。不仅如此，孔子还在他的思想中多次提到人类要向自然学习。孔子认为人类虽然在自然中最崇高和伟大，但人类是离不开自然，人类应该维持人类社会与自然的和谐与协调的关系。
随着历史的推移，“天人合一”的精神也不断被赋予了新的内容。董仲舒的“天人合一”的思想体系是典型的例证。董仲舒虽然把天人格化了，自然天变成了神，“天人合一”思想带有了神秘的色彩，但他对人与自然万物的联系的理论论证更充分了。如果说董仲舒的“天人感应”还是把天和人看作是两回事，那么宋明理学家前进了一大步，他们直接把天理等同于人理，天道与人道合一。如朱熹说：“天人本是一理。”（中国传统文化导论，2004：351-356）可见，“天人合一”思想是中国古代传统文化的主流思想。那么是否正如某些学者所声称的那样，中国传统文化中就只有“天人合一”吗？果真如此，他们又当对荀子的“明于天人相分”、刘禹锡的“天与人交相胜”做何解释呢？事实上，中国同样有“天人相分”的思想，这是不言自明的。即使“天人相分”的思想不足以成为中国思想史的主流，否定不了中国文化“天人合一”之特色，但也不致于像某位学者所说的那样：“‘天人之分’或‘天与人交相胜’只是‘异端’而已。”（真善之间：中西文化比较答客问，2003：126）
3.西方文化中的自然观
普遍认为西方文化有两个源头，一是希腊文明，二是希伯来文明。在天人这一问题上，希腊传统主要是哲学和科学，希伯来传统则主要指的是基督教。在古希腊文明中，泰勒斯是第一位用“天人相分”的思维模式而思考自然的哲学家。他将万物的本原看作“水”，认为万物由水产生，最后又复归于水。泰勒斯的学说直面自然，不再需要神这一中介。同时他将世界对象化和客体化，突显了“天人相分”的特点。后来普罗泰戈拉进一步提出了以认识主体为中心的学说――“人是万物的尺度”。他们之后，苏格拉底创造了以讨论为主的辩证法，使认识主体更加独立。柏拉图可算是对这一理论贡献最大。他首次提出了理念学说，使主体可以对事物进行本质性的探索，为西方的思维科学奠定了基础。古希腊另一哲学家是亚里士多德，他创造了一套形式逻辑，使主体能够更为有效地认识客体。
至于基督教“天人相分”的思想，其思维模式同希腊哲学基本上是一致的。然而不同的是，基督教有关上帝本原的思考比起希腊人对本原的思考更为缜密。这表现在：相对于“存在”、“理念”等，上帝更是一绝对的他在；“存在”、“理念”等只是纯抽象的概念，而“上帝”既是绝对抽象的，但同时又带有具象的性质；“存在”、“理念”等与人类事物无关，而上帝与人类事物息息相关，虽然是一绝对意义上的客体，但同人的主体性又是一种互动的关系。（ibid：146-147）根据《旧约・创世论》载文：“上帝说：‘我要照我的形象，按着我的样式造人，叫他们管理海里的鱼、空中的鸟和地上的爬虫畜牲。’”依据此论，人类作为最近似上帝的存在，有理由支配自然，令其为自己服务。但在古代和中世纪，人类因为不具备征服自然的强有力的手段，这种人与自然相分离、相对立的思想尚未获得实践的强大动力。时至近代，人与自然的关系开始发生变化。近代初期，英国哲学家培根提出“知识就是力量”，认为掌握知识的目的是认识自然，改变自然，他还致力于从思想上锻造征服自然的“新工具”――归纳、分析、比较、观察和实验的理性方法。笛卡尔进而将主体与客体截然两分，认为作为主体的人类有权将作为客体的自然视为一堆无生命的资源，可以任意掠取。牛顿则使这种理性方式升华为近代科学体系。此后，英国人瓦特于1769年首创燃煤的带冷凝器的蒸汽机，实现热能向机械能的转化。以此为开端，人类拥有越来越强劲的征服自然的能力，与此同时，在“笛卡尔式观念”指引下的现代人与自然的关系日趋紧张。（中国元典文化十六讲，2006：147）
但西方文化中也同样并非只有“天人相分”的思想，相反地也孕育着“天人合一”的思想。如《旧约・创世论》载文：“上帝说：‘我供给五谷和各种种子作你们的食物。但是所有的动物和鸟类，我给它们青草和蔬菜吃。’”其中最后一句便体现了一种朴素的生态平衡思想。另外，杰出的唯物主义哲学家费尔巴哈说：“我的学说或观点可以用两个词来概括，这就是自然界和人。”费尔巴哈批判了在自然和人的问题上以往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各自的片面性。他认为人是自然界发展的产物，人是自然的一部分，但人与自然界是不同的，“自然是与存在没有区别的实体，人是与存在有区别的实体。没有区别的实体是有区别的实体的根据――所以自然是人的根据”。自然是人的前提、原因或根据，人就是“那个自然界在其中化成有人格、有意识、有理性的实体的东西”。因此，在费尔巴哈看来，“人依赖于自然界，人必须同自然和谐相处”。可见，西方文化中“天人合一”的思想也是十分明显的。
4.我们的思考
在经济全球化时代，生态环境问题已不是某一个国家的问题，而是关系到人类的前途和命运的全球化问题。在“天人合一”观的指导下，中国和西方的先哲们提出了许多保护自然生物资源，使其繁衍再生以造福于人类的朴素的可持续发展的思想，并在一定范围内和一定程度上付诸实践。我们需要从哲学高度深刻反思人类对人与自然关系的认识历程，包括对中西天人之学进行比较研究总结得失和经验教训，树立人与自然有机统一、和谐共生的辩证天人观。同时高度重视和正确发挥“天人合一”思想的积极价值，克服其历史的局限性，吸取“天人相分”中的精华，大力发展科学与民主。要解决生态环境保护问题，我们不仅要有对人与自然关系的正确认识，还必须大力发展现代科学技术，依靠科技来控制环境污染，改善生态环境质量。科学技术的发展极大地增强了人类改造自然的力量，但如果被滥用或超过自然界所能承受的限度，也会有负面影响。所以我们追求的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天人合一”境界，只有在正确的天人观的指导下，才有可能实现。我们还应有一种“绿色意识”，即指人类应效仿绿色植物，取之自然，又回报自然，有利于大自然的生态平衡，实现经济、环境和生活质量之间的相互促进与协调。
参考文献：
［１］朱汉民.中国传统文化导论.长沙：湖南大学出版社，2004.
［２］启良.真善之间：中西文化比较答客问.广州：花城出版社，2003.
［３］赵林.中西文化分野的历史反思.武汉：武汉大学出版社，2004.
［４］冯天谕.中国元典文化十六讲.郑州：郑州大学出版社，2006.
［５］启良.西方文化概论.广州：花城出版社，1999.
（作者系四川外语学院2006级3班在读研究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