说不尽的幼儿教育
自古以来，幼儿教育就受到人类的高度重视。中国文化在众多类型的文化中似乎一直扮演着“先知”的角色，幼儿教育也不例外。《周易·蒙卦第四》上就有“蒙以养正，圣功也”的说法。《礼记·内则》上也说：“子能食食，教以右手，能言，男唯女俞，男鞶革，女鞶丝，六年，教之数与方名。”西汉刘向汇编的《贾谊新书》中的《保傅》《傅职》《胎教》等更是阐发了“慎交感”的胎教观念：“立而不跛，坐而不差，笑而不喧，独处不倨，虽怒不骂，胎教之谓也。”以及“保”“傅”“师”职责分明的早教观念：“昔者周成王幼在襁褓之中，召公为太保，周公为太傅，太公为太师。保，保其身体，傅，傅之德义，师，道之教训。”这些见解就是今天看来仍不失精彩。不过，正规的幼儿教育毕竟是非常晚近的事情。在古代，幼儿教育绝大多数是与家庭教育合二为一的。真正意义上的幼儿教育是18世纪后期才有的。这一回是西方人抢得了先机。1776年，法国牧师奥柏林创办了世界有史以来第一所正规幼儿教育设施——编织学校。而中国出现正规的幼儿教育机构则是20世纪初的事情了，1903年（清光绪二十九年）在武汉武昌阅马场诞生了中国最早的由湖北巡抚端方创办的幼儿教育機构，当时叫“蒙养院”，是年还出台了颇具日本色调的《奏定蒙养院章程及家庭教育法章程》。到了民国时代，幼儿教育的发展明显迅速了起来，1922年刊布的《学校系统改革令》将蒙养院更名为颇为“洋气”的“幼稚园”，风格也由效日而亲美。这里需要提及的两所幼儿园：一是1923年由伟大教育家陈鹤琴倡议设立的中国第一个实验性现代幼儿园——南京鼓楼幼儿园，1925年，陈先生更是亲任院长。另一所是同样有美国教育背景的伟大教育家陶行知倡议和领导创办的中国最早的乡村幼儿园——燕子矶幼稚园。两所幼儿园一城一村，相得益彰，他们二人的教育思想和时代境遇留给后人无尽的感慨和遐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幼儿教育全面效法“老大哥”苏联，结果可想而知。十年“文革”过后，幼儿教育重现生机，各种改革尝试此起彼伏，不过除了技术越来越先进以外，在思想观念上能超越陈、陶二位先生的还不多见，耐人寻味的是，此时最吸引人眼球的幼儿园多为具有欧洲色彩的“蒙氏”（蒙台梭利）幼教，而且市场火爆，越演越烈。
我曾在师范执教心理学、教育学，虽然阅读幼儿教育书籍不少，但涉足幼儿教育实践不多。20世纪90年代初期沉潜一线，追随并协助李吉林老师做情境教育，才有了在现场全面关注幼儿教育的机会，从此一发不可收拾，先后参与幼儿温情教育、0～6岁儿童艺术教育、幼儿审美教育、活动区与幼儿发展、幼儿情境课程、幼儿园情境管理等课题的设计与试验指导，尤其是南通师范二附小幼儿园十几年来一直紧跟情境教育的步伐，坚持探索中国特色的幼儿教育，我自然格外倾心。我觉得幼儿情境课程尤其是其中的三大领域课程建构走出了一条幼儿教育的新路，是对国际幼儿教育改革的突破性尝试，坚持做下去，是具有开拓性、引领性的意义的。
但即使如此，我对幼儿教育仍然有不少疑惑。这里提几个问题，希望引起大家的思考和讨论。
问题一：幼儿教育能否叫“学前教育”？
“学前教育”一向是幼儿教育的同名词，就像“学龄前儿童”“学前儿童”是幼儿的同名词一样。这个“学前”如果只是指“进入学校前”（preschool）的意思，自然有一定的道理，但事实上，这个概念一直和一种普遍流行的观念相纠缠，也即学龄前的儿童（幼儿）是以“游戏”为主的。进入学校后的小学生就以“学习”为主了，这样一来，就难免给人们造成一种误解，仿佛游戏和学习成了区划学龄前儿童和学龄儿童的一个重要尺度区别。
这当然是不确切的！
首先，游戏并非幼儿的专利。诚然，游戏是幼儿发展十分重要的途径（与文化传递流派和进步主义流派相比而言，浪漫主义幼儿教育理论似更推崇这一点），幼儿可谓游戏的化身、游戏的精灵、游戏的天才，一如王阳明所言：“大抵童子之情，乐嬉游而惮拘检，如草木之始萌芽，舒畅之则条达，摧挠之则衰痿。今教童子，必使其趋向鼓舞，中心喜悦，则其进自不能已。譬之时雨春风，沾被卉木，莫不萌动发越，自然日长月化。若冰霜剥落，则生意萧索，日就枯槁矣。”
从这个意义上讲，游戏是与儿童须臾不可分离的，虢夺儿童的游戏意味着儿童生命的枯竭乃至死亡，当今儿童教育（甚至包括幼儿教育）游戏精神的消弭已经成为一个严峻的现实。
不过话说回来，游戏并非儿童专有，儿童爱玩，成人也爱玩。它是所有人共有的本性。荷兰哲学家胡伊青加曾写过一本《人：游戏者》的书，正如书名所示，游戏是人的本质。胡伊青加是正确的，成人世界也到处弥漫着游戏的冲动，从历史留存的游戏文化财富看，成人游戏可谓源远流长、琳琅满目，并不比儿童逊色。以中国历代游戏为例，从山西阳高县许家窑村文化遗址发掘出土的十万年前的石球（母系社会的一种游戏工具），到斗鸡、走狗、六博、踏鞠等古老的先秦游戏，汉魏时期的官家游戏如蹴鞠、棋戏、斗禽等，唐宋时期游戏的大众化普及化，游戏形制和方法的改革（如蹴鞠由鞠里填充毛发到改为气球，弹棋从12枚发展到24枚等等），以及马球、步打、象棋、骰子戏、叶子戏、斗蟋蟀、斗鹌鹑等大量新型游戏的涌现，再到明清时期游戏的集大成，蹴鞠、打球、相扑、斗禽、秋千、风筝等等，不一而足，种类齐全，广为流传，风靡于世。棋牌这样的智能游戏更是发展到巅峰阶段，围棋、象棋、麻将不仅极为普及，而且流派如潮汹涌。总之，中国传统游戏文化广泛涉及角力（如角抵、相扑、拔河、斗禽等）、竞技（如投射、球戏、秋千、毽子等）、斗智（围棋、象棋、七巧板、九连环等）、猜射（如射覆、藏钩、谜语、酒令等）、博戏（骰子、骨牌、纸牌等）等诸多领域，虽然其中不乏糟粕、黑暗，甚至引发家庭悲剧、国家大乱，但所有这些并不能遮蔽中国传统游戏之绚烂多姿，深入人心。
因此，单纯把游戏视为儿童乃至幼儿独有，是不足为据的。人们之所以看不到成人行为的游戏本性，是因为他被迫将工作和游戏相分离，在工作之余游玩找乐，这不过是一种人性的“异化”罢了。人类迟早能将工作和游戏融为一体，促进生命的完整和健全，实现德国哲学家席勒所希望的人性的历史性回归：“只有当人是完全意义上的人，他才游戏；只有当人游戏时，他才完全是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