卢乐山先生是新中国学前教育学科的奠基人，是幼儿教育的拓荒者，用一生见证了百年中国幼儿教育的发展变迁。她所著《蒙台梭利的幼儿教育》一书，是我国第一部系统介绍蒙台梭利教育的专著。11月9日，先生因病医治无效逝世，享年100周岁。让我们重温她的口述史，品味先生对幼儿教育一往情深的初心。
我出生在一个教育家庭，因此我与幼儿教育结下不解之缘，首先是受家庭影响。我的祖父、外祖父都生于清朝末年。他們怀抱“教育救国”的理想，主张改废科举、兴办新式学堂，努力探索适合中国国情的现代教育。作为有一定经济实力的实业家，祖父和外祖父集中全部家产兴办幼儿园、小学、中学乃至大学。其中外祖父在家兴办的严氏家塾、严氏女学、严氏保姆讲习所及附设蒙养园，祖父在家兴办的卢氏幼儿园、卢氏小学（后扩展并改名为木斋学校，包括高初中），都是北方较早涉及幼儿教育的机构。
我的母亲是严氏保姆讲习所的第一班毕业生，曾担任蒙养院教师，并开办过幼稚园。我的一位姑母和两位表姐，都曾学幼儿教育，并从事幼儿教育工作。在祖辈的“教育梦”和家庭浓重的教育氛围影响下，我从小就进了母亲和姑姑办的幼稚园以及小学，又在外祖父所办的南开中学读书，最后走上与母亲、姑母、表姐同样的路，成了一名终身的幼儿教育工作者。
从自家学堂到燕园“教育梦”
在我不满三岁时，因家里准备搬迁，卢氏幼稚园及小学暂停，母亲便送我到天津女师附属幼稚园。我在幼稚园的时候，正是中国教育界从学习日本转向学习欧美的时期，幼儿教育也不例外。卢氏幼稚园前后两位老师是我的表姐严仁菊和严仁清。她们幼年时曾在严氏蒙养园学习，后又同进美国教会办的北平贝满女中附属幼稚师范，学习美式的幼儿教育。
启蒙人 卢乐山先生是新中国学前教育学科的奠基人，是幼儿教育的拓荒者，用一生见证了百年中国幼儿教育的发展变迁。她所著《蒙台梭利的幼儿教育》一书，是我国第一部系统介绍蒙台梭利教育的专著。
我在满六岁的时候，达到上小学的年龄了。可是卢氏小学停办，我便到严氏女学读书。当时我们的校长叫尹劭询，女学里专门有一间屋子是他的办公室，我们有事了就要见校长。我们进去先行个礼，校长再问我们。我记得有一次校长和我说，“你进来的时候看到门是开着的，你出去的时候就还让它开着;进的时候门是关着的，出去就要把门关上。”我这一辈子老记得这句话，就是东西原来是什么样子，你应该还是让它什么样子。
我所上的南开中学是南开女中。南开女中成立于1923年，比男中成立晚，但一切都按男中的规章制度办事。作为南开中学的创办人，学校初建时，外祖父严范孙经常关心，并给予具体帮助，曾偕同张伯苓校长到各地参观学校的管理方式。
1934年，我考入了燕京大学。记得我当时的入学考试是在和平门北师大的老校区，即现在的北师大附中里的考场进行的，考试的科目包括英文、中文、智力测验。
我既想当教师，自然就选了教育系。但初入燕京大学时，我并不知道教育系有学前教育专业。所以，一开始我选的是普通教育专业。不久，一位教育系的同学叶秀英告诉我，她选的是学前教育专业。我问她：“那不是幼稚师范专修科吗？”她说已经改成本科了，我听了非常高兴。因为这本来就是我最喜欢的专业，只是原以为燕大还没有设立本科才没有选。所以，我就立刻找系主任商议，决定改成以学前教育专业作为主修，普通教育作为副修。
几年的学习和锻炼使我深深体会到：学前教育不是婆婆妈妈的事，而是一门专门的学科，它有自己的理论体系，又是一门特别强调理论与实际相结合的学科，幼儿教育不是可有可无的，而是一项非常重要的工作。毕业前夕虽然听到一些议论，诸如：“当幼稚园老师？以前那就叫保姆！”“大学毕业生当幼稚园老师，是不是大材小用？”等等。但我接受了曾绣香老师的建议：“应当先到幼儿园去做些实际工作，多接触孩子，然后你才有资本当幼儿师范学校的教师。”
对于教育系五年半的学习，我觉得，燕京的教育系固然不像历史系、中文系一样拥有许多知名学者，学术氛围浓厚，但教育系在联系实际方面，做得比较多。我觉得自己理论上没什么成就，但是我一直很注意实际，愿意去做，这也受燕京教育系的影响。我以为，我们学了点东西，就应该把它给做出来，不是搁在肚子里，而是做点对周围人有用的事情。我把这种思想归结起来，就是“学习不忘服务，治学不脱离实践”，这成了我一生追寻的教育理念。在这一点上，燕京大学给我的教育和祖辈给我的教育是一致的。
在燕京大学教育系的学习，使我深受教益，坚定了我一生从事幼儿教育工作的信心和决心。可惜好景不长，1941年12月太平洋战争爆发。12月8日早晨，高厚德先生站在大礼堂台上无奈地宣布“燕京大学暂时关闭”，我们几乎都哭了出来。可是没有办法，只好离开热爱的校园。几位男同学为大家推着行李，我们携手步行进了西直门，实在感到难舍难分，于是相约在我家欢聚了几天，然后依依道别，各奔前程。
“游学”岁月
抗战期间，沦陷区的高校在关闭之后，陆续都在后方复了校。燕京大学以及几个教会大学也选择在成都复校。得知这个消息，1944年，我与几名同学南下成都，去完成被中断的学业。
复校后的燕京大学只有一栋楼，没有设教育系，所以特别请了四川大学教育系的蒲主任指导我的论文。我那时候在树基学园工作，刚好树基儿童学园的藏书比较雄厚，我所做的研究对象又是儿童读物，在阅读材料上比较方便。就这样，我于1945年6月完成论文，获得硕士学位。
我和雷海鹏是在燕京大学本科阶段认识的。后来家里人知道我和雷海鹏好了，就创造机会让我俩多见面，也就算谈恋爱了。1945年夏，六月份我研究生毕业，八月中旬抗战胜利，八月下旬我们俩就结了婚，那是我人生中最热闹的一个夏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