延安《解放日报》启蒙话语的流变与反思
摘要：延安《解放日报》作为一种特殊的启蒙典范，是对晚清民国以来中国启蒙运动的继承和发展。这种启蒙话语以“革命”为话语导向，以政治启蒙、思想启蒙和科学启蒙为基本构成，并通过延安整风运动产生了特殊的话语变奏。延安《解放日报》的启蒙话语冲突和流变，凸显了中国启蒙运动和追求国家现代化过程的艰巨性和复杂性。
关键词：延安《解放日报》；启蒙话语；革命话语；流变
中图分类号：D26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5242（2014）04-0091-11
论者谓：“百年以降，中国报刊的主要角色是救亡图存，其三部曲是启蒙、革命与追求国家现代化。”启蒙话语成为中国现代媒介系统性的话语特征之一，是超越革命和现代化的首要功能。“现代媒介以自己独特的方式参与了中国现代文化建设，参与了现代思想启蒙”，并以媒介为载体、大众化为效能，推动了国家现代化的历史进程。
作为中国共产党新闻传播事业的基石，延安《解放日报》是中国上世纪前半叶现代媒介启蒙运动的三大范式——民营商业报刊、专业报刊和党报系统中革命党报范式的典范，它代表着一种红区策略下农村传播生态中特有的媒介启蒙范式。然而，在延安《解放日报》传播的历史分析中，革命话语往往以一种宰制性的话语力量遮蔽了启蒙话语的风云突起，从而使得阶级分析以“革命”的名义成为延安《解放日报》的一元化话语特征。于是，就有了“我国无产阶级新闻学理论的基石”、“中国无产阶级新闻理论的大发展”、“为后来的中国共产党新闻事业的发展奠定了政治的思想的基础”等界定。其中具有代表性的通史当属方汉奇的《中国新闻事业通史》（三卷本）、《中国新闻事业简史》，认为“《解放日报》是中国革命根据地出版的第一个大型的、每日出版的中共中央机关报，是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贡献最大、影响最大的一个革命报纸”。它是“中国无产阶级新闻理论的大发展”，它“坚持辩证唯物主义的新闻观”，“确立‘全党办报’的思想，反对‘同人办报’的观点”，“树立‘人民公仆’的思想，反对‘无冕之王’的观点”，“坚持‘政治第一、技术第二’，反对‘技术第一，政治第二”’，“坚持和强调无产阶级新闻工作的党性原则”等，“丰富了中国无产阶级新闻学……推动了党的新闻事业的进步和深入”。专门史以王敬的《延安（解放日报>史》为代表，认为“延安《解放日报》，是中共中央的耳目喉舌，是伟大的延安精神的体现者……它有力地宣传贯彻党的路线方针政策，点燃了真理之光，照亮了中国前进的道路”。《延安（解放日报史）大纲（意见征求稿）》也以“党性、群众性、组织性、战斗性”作为延安《解放日报》的精神核心。当然，这些界定自有其合理性，然而，这种高度一致的政治话语无形中对延安《解放日报》的启蒙话语体系形成了某种程度的遮蔽，甚至是消解，弱化了延安《解放日报》的意义生成。本文试图研究和反思延安《解放日报》久被遮蔽的启蒙话语，透过其历史生成与演化轨迹，进一步探究延安《解放日报》在中国新闻传播史中的特殊意义。一、延安《解放日报》之前：现代媒介与启蒙的共生
作为中国近现代崛起的文化范式，启蒙是我们民族文化面对西方而进行的一次历史性现代化转向。然而“从现代启蒙的角度看，启蒙乃是一种文化传播行为或过程”，是作为舆论领袖和传播者的启蒙知识分子，通过大众媒介向公众进行权威性信息传播，以实现其启蒙伟业的传播过程。早在明清之际的早期思想启蒙到戊戌变法时期的第一次启蒙高潮，报刊媒介的启蒙功能就已经得到了具体体现。“五四”时期作为第二次启蒙高潮，掀开了中国现代启蒙的序幕，甚至是1936年至1937年的新启蒙运动都继续了这种媒介启蒙潮流，其中，现代媒介和启蒙运动互为依存，交相呼应，共生共存。现代报刊作为现代媒介的代表，以先进的传播理念，实现了启蒙的鼓吹，而启蒙的深入人心，又反过来强化和巩固了报刊在现代传播中的核心地位，深化了其社会功能。如此，现代传媒和启蒙形成了共生并进的血肉关系。
反观20世纪初期的中国启蒙运动，深具启蒙情怀的中国知识分子创办了大量的白话报刊，以浅显的文字与民众进行沟通，传播现代科学知识和民主理念，以开启民智，推动国家现代化进程。其实，早在明清之际，民间小报的广泛传播就变成了早期思想启蒙者的重要凭借。赵园在《明清之际士大夫研究》中有充分认识，清议和公论组织“提供了言论共享的条件的传播手段，此一时期更有长足的发展。尤为论者所乐道的，是坊刻的发达与邸报的广被”。之后，报刊继续发展，成为启蒙推进的阵地，“从19世纪70年代到甲午战争前，国人自办了约20种近代报刊”，其中就包括王韬以政论为主、影响广布的《循环日报》。此后，诞生于洋务运动的第一批国人近代报刊、因维新运动而涌现的第一次国人办报高潮以及辛亥革命时期革命派和改良派资产阶级办报高潮等，都借助报刊媒介在鼓吹或立宪或革命的政治主张之余，将学习西方文明，除旧图新的启蒙理念进行了不懈的传播。及到20世纪初，大气磅礴的“五四”运动厚积薄发，《新青年》等现代媒介的大量涌现宣告了一场以民主科学为主旨的现代启蒙运动的展开，而1936年到1937年陈伯达、张申府、艾思奇等人发起的新启蒙运动，更是利用《现实月报》、《读书月报》、《认识月刊》等报刊推进了启蒙运动的新发展。可以看出，报刊媒介的逐步发达是启蒙运动的先导和基础。“从1899年到1905年，内地各年新创刊的中文报刊分别为16种、25种、34种、46种、53种、71种和84种，共354种”，“五四”期间现代报刊更是层出不穷。据胡适统计：“这一年（一九一九）之中，至少出了四百种白话报”，报刊传媒数量的井喷成为中国启蒙运动的前提。
在这些新生的报刊传媒中，既有以知识分子为主要受众群体、作为启蒙主要阵地的报刊，如《循环日报》、《万国公报》、《时务报》、《新民丛刊》、《新青年》、《认识月刊》等，也有以市民大众为目标受众的大众化读物，如《申报》、《大公报》、《民报》、《晨报》、《京报》等，还有《国民》、《北京大学日刊》、《北京大学周刊》、《觉悟》等学生刊物，以及《小说画报》、《游戏新报》、《小说季刊》、《新生杂志》等市民休闲类大众刊物。这些报刊种类繁多，面向包括知识分子在内的广大社会受众群体，它们以学会团体党派机关报刊、同人报刊和商业化报刊为基本类别，启发民智，传播西方现代科学技术和民主理念，成为中国近现代启蒙运动的动力枢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