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战胜利后中共与香港进步文化述论


  【摘 要】本文从三个层面探讨战后(1945-1949)中国共产党与香港进步文化的关系:首先,分析中共运用适当的外交手段和文化策略,在香港设立秘密乃至半公开的机构,并以公开合法的形式占领香港文化阵地,使香港成为中国革命最后关键时期的一个重要据点。其次,论述中共在战后香港所树立的进步文化工作范例:为保卫中国文化精英和发展进步文化事业,审时度势,部署大批文化人从内地到香港,并在各方面给以关怀和帮助,组成浩浩荡荡的文化大军,把香港新文艺推向第二个高潮期;而在新中国成立前夕,又成功地护送他们北上参加首届政协和文代会。最后,说明香港进步文化阵地在中共的统一战线活动即民主宣传、财经统战、军事统战和涉外活动即向海外同胞宣传、国际时事述评和国际外交宣传中所起的重大作用。
  【关键词】 战后;中共;香港;文化阵地;统一战线
  【中图分类号】D231;K266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672-3570-(2017)01-0019-07
  一
  抗日战争胜利后,中国面临着光明与黑暗两种前途、命运的斗争。中国共产党根据国际国内形势变化,决定以真诚争取和平和准备内战的两手对付蒋介石国民党假和平真内战的两手。为了争取全局的主动,中共确定了“向北推进,向南防御”的战略决策,在重庆谈判中让出包括广东在内的南方八块抗日根据地。而此时位于广东大陆南面、 珠江口东侧的香港,“是一个既不是蒋管区,也不是解放区的‘第三种地带’。”①它是中国社会的一部分,但又不属中国政府管辖的地方,而是英国殖民统治的地方。在特定时期人们在香港也普遍觉得“不像解放区那么动荡,也不像蒋管区那样受迫害”②。云集在这里的国内外各种势力,进行着政治、经济、外交、文化等方面的角逐。可见,随着内地局势的演变,香港对中国共产党有着日益重要的战略地位。而且由于下列因素,香港本身也具备为中共所利用的政治环境:第一,战后香港日军授降权及香港归属问题,既造成英国政府与蒋介石的矛盾,又导致香港人民对英蒋的不满;第二,英国对中国各种政治势力实行“两面政策”和标榜“民主风度”;第三,战后香港工人阶级力量的壮大和政治觉悟的提高;第四,中共战时在港的抗日活动在香港人民中留下了良好的口碑。因此,中共广东区委按照中共中央的部署,作出“战略撤退”的策略和“分散坚持”的工作方针,并于1946年初将区委和部队领导机关和干部秘密迁入香港。
  同年夏天以后,蒋介石国民党不仅发动全面内战,而且对蒋管区实行白色恐怖和文化专制,使中共中央在上海等地建立文化宣传基地的设想无法变为现实,中共在蒋管区的文化事业机构难以生存;也使各民主党派无法取得合法地位,民主活动受到极大的摧残。这样,一大批文化人士和民主人士必须及时转移到香港。
  为使香港成为中国革命的一个战略基地,中共采取了正确的外交手段,巧妙地利用英蒋矛盾,对港英当局开展外交、统战工作。根据中共中央的指示,广东区委与港英当局进行谈判,迫使英方同意中共在港的合法地位,中共则同意撤退东江纵队港九大队;英方允许中共在港开展半公开的活动,而中共则承诺其活动不以推翻港英政府为目的。这样中共在香港生存有了安全的政治环境,使蒋介石国民党对中共在港活动感到无可奈何。外交谈判所取得的成果,使得中共在香港顺利建立起重要的领导机关。1946年夏,广东区委在香港调整领导机构,建立了直属中共中央南京局的秘密(广东区委)和公开(港粤工委)的两套机构。1947年1月中共中央对成立香港分局作出具体安排。5月香港分局成立,方方任書记。香港分局是中共中央的派出机构和中共在华南的领导机构,它根据严格区分秘密与公开的原则,设立了领导香港等地公开活动的香港工委,负责华南城市地下秘密工作的香港城委,领导各地农村武装斗争的多个地区党委。
  然而要有效地利用香港为中国革命服务,使公开工作与秘密工作、合法斗争与非法斗争,既能在领导系统上严格区分,又能在行动上结合起来,还必须全面占领香港文化阵地。虽然通过谈判,港英当局同意中共在港的合法地位,允许中共以半公开形式在港活动, 但以共产党的名义出现显然是不明智的,何况还有大量的地下工作。只有通过建立一系列文化机构(事实上这些文化机构大部分成为中共秘密的外围组织),中共才能放开手脚,名正言顺地把众多内地来港文化人士、民主人士、青年学生和工人市民等组织起来,开展各种各样轰轰烈烈的群众运动;只有通过这些文化机构,中共才能既安全又方便地联络国民党将领、海外华侨领袖、国际进步友人、知名民主人士等,发动种种以推翻国民党反动统治、建立新中国为目的的情报、军事、统战、外交活动;也只有通过这些文化机构,中共才能彻底打破战后国民党在国统区和海外的舆论宣传一统天下的局面,大力传播中共新民主主义的路线、方针、政策,让外界了解解放区的真相,扩大中共的影响。
  在周恩来和中共中央南京局的部署下,从1946年10月开始,章汉夫、潘汉年和被誉为周恩来手下“才子集团”的夏衍、许涤新、冯乃超、乔冠华、龚澎、胡绳等中共干部相继抵港。事实上,文化人出身或以文化人身份活动的干部在中共驻港机关中占有相当大的比例,而人称为“精英内阁”①的香港工委更几乎是清一色的文化人,其中有工委书记兼报刊委员会书记章汉夫、工委副书记兼统战委员会书记连贯、工委常委兼文化委员会书记夏衍、工委常委兼财经委员会书记许涤新、工委常委兼外事委员会书记乔冠华、工委委员龚澎、冯乃超、廖沫沙、饶彰风、张铁生、工委文委副书记邵荃麟、工委文委委员胡绳、工委统战委员会委员谭天度等。在香港分局和工委的领导和推动下,中共有关组织占领了香港一系列文化阵地,先后创办(或复刊)《正报》、《华商报》、《愿望周刊》、《中国文摘双周刊》、《群众周刊》、《经济导报》、《光明报》、《人民报》、《大众文艺丛刊》、《文汇报》香港版、《周末报》等报刊;建立(或重建)了虹虹歌咏团、中原剧艺社、中国歌舞剧艺社、人间画会、香港新音乐社、中华音乐院秋风歌舞团、南国影业有限公司等文艺社团,开办(或复办)汉华中学、香岛中学、达德学院、中国新闻学院、港九劳工子弟教育促进会、持恒函授学校、建中工商专科学校等学校;创立(或恢复)新华社香港分社(并指导建立伦敦分社、新加坡分社)、国际新闻社香港分社等通讯机关;建立新民主出版社、有利印务公司、中国出版社、南国书店、人间书会和生活书店、读书出版社、南洋书店等出版发行部门。这些文化阵地的占领,是战后香港之所以成为中国革命的重要据点、民主中心和文化宣传中心的重要因素,为解放战争的胜利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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