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中国当代史研究中的利用档案问题
摘要：在中国当代史研究中，重视和充分利用档案具有特别重要的意义，是研究作品的科学性和学术公信力的重要保证之一。当代档案里，最值得重视的是决策档案、政情档案、经济与社会数据档案。决策档案是指与执政当局制订各项政治、经济、军事、外交、文化和社会生活各个方面的制度、法律、规章、计划、决定、政策、指示有关的档案资料；政情档案是指反映各级党政机关和职能部门施政状况与社会实际动态的档案资料；经济与社会数据型档案资料作为一定时期经济与社会发展的客观指标，能够直接或间接地显示社会物质生产、文化繁荣与生活发达的水平。要注意充分挖掘档案资料和其他各种资料，反复比较分析，形成综合性举证效应，把事实弄清楚。
关键词：中国当代史；利用档案；学术方法；学术公信力
中图分类号：K0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1－6604(2010)01－0026－15
一
中国当代史是历史学园地中距离现实时代最近、社会关注度最高、政治敏感性最强、历史借鉴意义最直接的学术领域。从事这个领域的研究，除了必须十分注意叙事立场的客观公正、分析评论的准确适当之外，还必须十分注意学术方法的科学严谨。其中，很重要的一条，就是大力挖掘和利用档案。
在中国当代史研究中，利用档案具有特别重大的意义，是研究作品的科学性的最重要的保证之一。为什么这样说呢?
第一，中国当代史具有国家知识的性质，拥有政治性和学术性并存的特点。正因为如此，它的学术公信力就特别重要。中国当代史的研究作品，不仅仅体现了作者或某一作者群的学术公信力，某些特定作品，一定意义上也是社会政治公信力的衡量指标之一。因此，中国当代史研究，必须坚持学术性第一的基本原则，一切从材料出发，而不是从政治预设出发；一切从史实出发，而不是从主观想象出发；一切从历史规律出发，而不是从理论概念出发。
第二，当代中国历史与执政党的历史是不能分割的，某种意义上可以说，执政党的政治实践，实际上就是当代中国社会发展的基本轨道。其中，执政党在各个历史阶段所采取的方针政策，具有决定的意义。要准确地说明当代历史，必须准确地叙述和解释这些方针政策，必须正确地利用档案才能做到。
第三，由于中国当代一系列社会管理政策的特殊性，当代中国的其他历史资料都有一些无法避免的局限性，不能充分利用。这就更加凸显了档案资料的珍贵性、重要性、不可缺少性。
比如，报刊资料。除了建国初期的一些政治运动，报刊上有比较充分的报道之外，后来很长时间里，许多社会政治活动，甚至重大事件，报刊上并不报道。比如，20世纪60年代初期的经济调整举措、“文革”时期的各地派性斗争等等。
比如，回忆录资料。由于当代历史的特殊性，许多当事人的回忆录包含很大的局限性。首先是许多事情在还不明朗化的情况下，一些当事人所做的说明或者回忆，就不是十分准确。其次，许多事件的当事人，限于与涉事各方的利益关系，经常使有些回忆材料包含的主观感情因素太强，大大影响了它的可信性。再次，限于各种条件，至今所发表和公开出版的当代回忆录十分有限。这些原因，造成了当代史研究中利用回忆录资料的局限性。这里，我只想举一个高饶事件的例子。邓小平曾经回忆说：
“高饶问题的处理比较宽，当时没有伤害什么人，还有意识地保护了一批干部。”
薄一波也说：
“对受高饶影响而犯有错误的同志，中央在处理时也是非常慎重的。”
这些说法一般来说是对的，但是，根据原东北局副书记张秀山的回忆，东北方面的处理，还是比较重的。他说：
“东北各省市的主要领导干部几乎全部被撤换，有的降级，有的降级下放，有的长期不分配工作。像鞍山市委的8个常委全部撤换，市委书记华明是大学生，在陕甘宁边区建设厅当过工程师，年轻、有能力，只因他曾经给高岗当过秘书，被逼自杀(未遂，‘文革’中被迫害死)。黑龙江省省长李长青被撤职下放，死在乡间。原辽西省委代书记兼省长杨易辰，降职到黑龙江省当副省长，80年代调中央，任最高人民法院院长时，在其档案中还夹有与高岗有牵连的材料。大连市委副书记陈伯村也受到降职处分等等。”
陈伯达也谈到在处理高饶事件的过程中，饶漱石问题的扩大是不正确的。他说：
“高饶事件也错误地牵连了一些干部。潘汉年同志的案子就是揭发饶漱石时，把事情扩大化搞出来的。”
杨尚昆在谈到由反对高饶集团牵扯出来潘汉年、杨帆冤案的时候也说：
“后来对饶的处理出了格，主要是毛主席当时对阶级斗争的形势估计得过于严重，助长了‘左’的情绪，又过分自信，听不进不同意见，违背了他本人一向倡导的‘一切结论产生于调查的末尾，而不是在它的前头’的原则，以致犯了主观臆断和先定性后查证的错误所致。”
我这里不是说邓小平、薄一波他们的回忆不真实，而是因为他们处在中央高层，发表这些看法的时候比较早，原先有关情况还没有充分披露出来，他们并不十分了解。这是当代回忆录有局限的一个例子。
第四，当代时期的档案资料具有空前的丰富性，开发利用这些资料，有利于繁荣中国当代史学术事业，更好地发挥历史学经世致用的优良传统，推动社会的文明进步。当代史本来应该成为一门严肃的学问，但是，常常因为某些著作史料不扎实，论述不靠谱而不受尊重。这与研究人员的观念方法有关系。当然，也和人们在档案管理方面的不正确认识有关。过去，人们常常不恰当地强调当代档案的保密性，不愿意充分地开放档案，不愿意鼓励专家查阅和利用档案，甚至采取种种方法，限制档案的利用。这是不正确的。
过去说，一时代有一时代的学问。就历史学来说，是指每个时代都可能发现这个时代最有价值的材料，做出最能体现这个时代的特点的研究成果，产生最能代表这个时代学术价值的学问家。假如能够充分利用档案，运用严格的学术方法鉴定、理解档案，关于中国当代史的研究成果，完全能够做到超越当前的种种局限，形成经得起时间检验的科学作品来。
在当代档案里，最有价值的是党和政府的决策档案、政情档案、经济与社会数据档案。这里要指出，笔者所说的决策档案、政情档案、经济与社会数据档案，并不是现在通行的档案分类术语，而是笔者根据档案资料的记载内容相对于历史研究的价值，所总结归纳出来的史料学概念。各级档案馆实际收藏的档案，是按照各党政机构统一编序，以全宗号归口保管这些机构交付的档案的。笔者根据各类档案的历史内容，把具有执政当局决策作用、反映社会实况作用和经济与社会统计数据作用的档案资料，分别归纳出来，作为史料学的特定概念，对于研究人员查阅档案的时候，心中有数，提高利用效果，应该是有益的。
二
所谓决策档案，是指与执政当局制订各项政治、经济、军事、外交、文化和社会生活各个方面的制度、法律、规章、计划、决定、政策、指示有关的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