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苏关系的恶化与毛泽东晚年的理论迷失
摘要：毛泽东思想的发展在1957年至1976年经历严重曲折，这与毛泽东个人认识上的偏差和理论迷失直接相关，而毛泽东个人认识偏差和理论迷失的直接诱因是中苏关系的恶化。中苏对待斯大林错误的初步分歧导致毛泽东改变对中国社会主义主要矛盾的判断；中苏关系的恶化加深了毛泽东对国际国内修正主义危险性的认识；中苏关系的破裂强化了毛泽东对“继续革命”的必要性的认识。毛泽东思想发展经历的重大曲折是国际政治与国内政治互动的结果。
关键词：中苏关系；恶化；毛泽东晚年；理论迷失
中图分类号：K27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1-5981(2011)03-0007-05
1957年至1976年这段时间是毛泽东思想的严重曲折发展阶段。毛泽东思想经历的重大曲折直接源于毛泽东晚年的理论迷失，而毛泽东晚年的理论迷失又与国际因素相关。正如毛泽东思想的形成、发展、成熟离不开国际因素尤其是共产国际和苏联因素的影响一样，毛泽东思想发展经历的重大曲折也与苏共的领导人更替、国际国内政策演变和中苏关系的变化紧密相关。对于这一点，学界尚无系统的研究。侧重从中苏关系的恶化这一国际因素着手探讨它对毛泽东思想发展的影响，并不是想否认其它因素对毛泽东思想曲折发展所产生的影响，只是想在纷纭复杂的历史现象背后寻找历史的真相，解开使中国国内政策突然转向且导致长达十年内乱的真正原因。现代国际政治理论研究表明，任何一个国家内外政策的制定都离不开当时国际政治形势和国际环境，国际政治与国内政治存在着明显的互动关系。毛泽东思想是以毛泽东同志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将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中国实践相结合的产物，因此，毛泽东思想的曲折发展与毛泽东的认识以及在中苏关系恶化后所采取的因应政策有直接关联，与美、苏左右的国际政治和“冷战”形势也有重大关联。
一、中苏问的初步分歧导致毛泽东改变了对中国社会主义主要矛盾的判断
毛泽东晚年认识上的重大偏差和理论迷失集中表现为对中国国内主要矛盾和主要任务的错误判断，形成了“以阶级斗争为纲”和“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毛泽东思想发展中经历的重大曲折从某种意义上来说始于中苏间的初步分歧，而中苏间的初步分歧始于对斯大林的评价。
斯大林是苏联的重要领导人之一、国际共产主义运动活动家、列宁社会主义事业的继承者。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斯大林领导的苏联和盟军共同击败了纳粹德国和日本帝国主义，取得了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胜利，对20世纪的苏联和世界产生了深远的影响。由于特定的国际国内条件，新中国建立后的一段时间内，我们采取了“一边倒”的外交政策，中苏两国关系进入了一个短暂的“蜜月期”，新中国在经济、政治领域以斯大林模式为样板，形成了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和高度集权的政治体制。而斯大林模式，到50年代其狭窄的框架已经容纳不下发展着的、多种多样的社会主义实践的内容。时代在呼唤改革，理论需要发展。1956年，以毛泽东为首的中国共产党人对苏联经验进行反思，提出了“以苏为鉴”，探索符合中国实际的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的思想，在中共“八大”上我党对中国社会的主要矛盾作出了正确的判断，全党的注意力开始放在恢复和发展经济，促进社会生产上来。应该说这是一个良好的开端。斯大林逝世后，苏联也在总结社会主义建设的经验教训，赫鲁晓夫对斯大林在社会主义建设中存在的—些问题提出了—些具体政策措施进行改革。
但是，这一良好的反思与改革势头却因赫鲁晓夫在苏共二十大上作的《反对个人崇拜及其后果》的秘密报告给打断了。赫鲁晓夫在秘密报告中数落了斯大林的个人崇拜如何导致了对党的集体领导原则的破坏，如何导致了个人专断独裁，直至产生了完全无视民主与法制的骇人听闻的大规模镇压和恐怖行为。赫鲁晓夫把苏联在社会主义建设过程中暴露出的所有问题都归结为斯大林个人的问题。赫鲁晓夫的鲁莽行动一时间让斯大林由一个世界反法西斯主义的英雄、世界人民的革命领袖变成一个“专制暴君”，让全世界尤其是各国共产党人为之大惊，也给西方敌对势力反苏反共提供了口实，使国际共产主义陷入混乱，苏共中心地位发生动摇。这一事件也打乱了中国共产党正在进行的社会主义建设进程。面对此种情况，毛泽东和中共中央最初的心情是复杂而矛盾的，用毛泽东自己的话来说就是“一则以喜，一则以惧”。喜的是赫鲁晓夫揭了盖子，表明苏共、苏联和斯大林并非一切正确，这有助于各国共产党破除迷信，解放思想；惧的是赫鲁晓夫捅了娄子，搞突然袭击，将斯大林一棍子打死，会造成混乱，甚至疑惧像赫鲁晓夫式的人物就在自己身边，因而把注意力再次转到阶级斗争上来。
作为这种矛盾心情的写照，毛泽东和中共中央在一定程度上是支持赫鲁晓夫对斯大林的错误进行批判的。毛泽东认为现在是破除对于苏联和斯大林迷信的时候了。毛泽东认为，斯大林的主要错误是在苏联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以后的很长时间里否认社会主义社会存在矛盾。斯大林认为在社会主义制度下，“这里生产关系同生产力状况完全适合”，“因为适合于生产力的生产关系使生产力有这样的充分广阔的天地”。这种“无矛盾论”的观点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在苏联理论界占统治地位。他们认为，苏联的生产力“具有没有阻碍的发展的可能性”；生产关系“完全适合于生产力的增长，推动生产力一日千里地向前发展”。苏联人民在政治上、道义上的一致是社会主义社会的发展动力。直到1952年，即斯大林逝世前一年，他还在为自己的错误辩解。对此，毛泽东批评了斯大林在理论上的混乱，他指出：“斯大林在很长一段时间里不承认社会主义制度下生产关系和生产力之间存在矛盾，上层建筑和经济基础之间存在矛盾。直到他逝世前一年写的《苏联社会主义经济问题》，才吞吞吐吐地谈到了社会主义制度下生产关系与生产力之间的矛盾，说如果政策不对，调解得不好，是要出问题的。但是，他还是没有把社会主义制度下生产关系和生产力之间的矛盾，上层建筑与经济基础之间的矛盾，当作全面性的问题提出来，他还没有认识到这些矛盾是推动社会主义社会向前发展的基本矛盾。”①毛泽东认为“社会主义社会中仍然存在着各种矛盾，正是由于矛盾的存在和斗争，也推动着社会主义社会的发展”。同时他还指出：“在我们面前有两种不同性质的矛盾：第一种是敌我矛盾……第二种是人民内部矛盾。”这时，毛泽东对社会主义社会主要矛盾的认识都是正确的。毛泽东认为斯大林的另一个错误就是大搞个人崇拜、个人专断，损害党的民主集中制。通过对斯大林错误的分析，毛泽东和党中央作出了开门整党的决定，以期反对官僚主义，避免斯大林的错误在中国重现。此时，毛泽东对斯大林错误的分析批判应该说是符合实际、有理有节的。
但是，毛泽东不赞成赫鲁晓夫把斯大林“一棍子打死”的做法。在他看来，以赫鲁晓夫为首的苏共中央在批判斯大林个人崇拜问题上动机不纯、方法不当，对斯大林一生的功过评价有失公允，检讨斯大林犯错误的原因时诿过于人，对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