昌黎农村食堂调查报告问世前后
2007年第3期《炎黄春秋》发表了曾在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部担任多年领导工作的刘导生先生写的《政治运动对学术研究的影响和教训》一文。刘导生在这篇文章中专门辟题“经济所出了两个右派”，提到1959年夏天“中央最高领导人在庐山会议上批斗彭德怀的讲话中”，说“经济所出了两个右派，反对人民公社办食堂”的往事。这件往事，主要涉及的是当时的中国科学院经济研究所河北省昌黎县工作组写的一篇题为《农村食堂究竟有无优越性》的调查报告，而这篇调查报告的写出，又与工作组副组长王绍飞之前写出的《河北省昌黎县最近公社的工作情况及问题》有关。这两个关于昌黎农村情况的调查报告在1959年春天上报以后，均引起中共中央主席毛泽东的注意，《河北省昌黎县最近公社的工作情况及问题》被迅即批发到全党，要求“各地各级党委都应注意解决，越快越好”；而《农村食堂究竟有无优越性》，却在庐山会议上受到了严厉批评与指责，成了“经济所出了两个右派，反对人民公社办食堂”一事的来由。
昌黎农村情况第一个调查报告的产生
时属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部的经济研究所的一些专家和青年学者，组成工作组到河北省昌黎县农村参加劳动锻炼，进行农村基层工作情况的调查研究。始于1958年初冬季节。
据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研究员、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教授经君健在2005年第5期《纵横》撰文回忆，当时的中国科学院经济研究所昌黎工作组是在人民公社已在全国农村普遍建立以后组成的。当时，经济研究所为了适应变化了的形势，探索社会科学为现实经济服务的道路，提高经济学研究水平，通过理论与实际密切结合。积累第一手的资料和工作经验，经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部和中共中央宣传部批准，决定派出一个工作组。进驻离北京不算太远的河北省昌黎县，准备较长时期地入驻昌黎农村，参与农村基层工作，进行公社化后农村工作情况与遇到的问题的调查研究。当时，这一举措，被有关方面认为是改进经济研究所的经济研究工作一次大胆的“试验”。为此，这个工作组被称做是经济研究工作的“试验田”；而中共中央宣传部科学处还希望这个工作组成为中共中央宣传部门的基层农村工作的“气象站”之一，要求工作组下去之后。能及时地向上反映农村政策的执行等情况。
中国科学院经济研究所昌黎工作组由该所党的核心组副组长、研究员董谦任组长，副组长由在曾任晋察冀边区灵丘县区大队教导员、冀晋区支前工作团组长和察哈尔省税务局调查研究股股长等职，1956年由中国人民大学财政系毕业的助理研究员王绍飞担任。工作组成员是由所内各研究组选派的。因到基层工作含有“劳动锻炼”的味道，而同年2月12日中共中央已发出关于贯彻执行“各级干部参加劳动的决定”的通知，要求凡是没有经过劳动锻炼、缺乏基层工作经验又有条件参加体力劳动的干部，特别是青年知识分子干部，必须分批下放到农村劳动锻炼一年左右，因而所里要求当年分配到经济研究所工作的北京大学经济系应届毕业生全部参加。加上其他抽调人员，计15人。
工作组是在1958年11月中旬到达解放后长期为中共唐山地委和唐山专员公署所在地的昌黎县城的(之前在丰润县城停留了几天)。为工作方便，工作组成员均挂职参加当地的各级领导工作。经河北省委、唐山地委和昌黎县委批准同意，工作组成员按当时的机构建置，相应担任昌黎县和有关人民公社、管理区、大队等各级党组织或行政副职。当时，工作组组长董谦兼任的是中共昌黎县委副书记。工作组到达昌黎县城时，恰逢全国大多数地区行政区划再度调整，唐山专区的市、县行政区划发生很大变化，昌黎变为大县，相邻的卢龙、抚宁等县予以撤销；其中卢龙县绝大部分县境并入昌黎。抚宁县洋河以西地区划归昌黎县管辖。是时，昌黎县建有16个人民公社，设有100个管理区，936个行政村，有73万多口人，耕地198万亩。为了工作方便，昌黎县委与经济研究所带队领导共同商定，工作组的调查研究重点放在辖区包括昌黎县城和碣石山区在内的果乡人民公社，活动范围遍及有原来两个半县范围的整个昌黎县境。经过安排，工作组成员分别进驻有关村落，住在社员家中，白天跟社员下地劳动，在生产队食堂共进三餐，晚间和社员、干部一道评工分、讨论工作，或听积极分子们辩论“错误思想”。经过一段时间与群众同吃、同住、同劳动的工作组成员，对当时有关人民公社的各项政策在农村基层的贯彻情况，以及基层干部和群众的真实思想等。都有了一个比较具体、确切的了解。
昌黎县的“人民公社化”运动，与全国广大地区一样，也是在1958年夏秋时节仓促地搞起来的。当时，既未进行认真调查研究，也未进行典型试验，就在全国农村普遍建立了“一大二公”的人民公社，并非客观实际发展的必然结果。人民公社化时，农业合作社的土地、耕畜、农具等生产资料及其他公共财产全部转归人民公社所有，实行全社统一核算。并把原来由社员经营的自留地及个人拥有的林木、牲畜等也收归公社经营或归公社所有。国家也将粮食、商业、财政、银行等部门在农村的基层机构全部下放给公社管理经营，给公社的集体所有制经济增加了若干全民所有制成分。公社化以前，农村实行乡社分离的体制，公社建立后实行政社合一的体制。特别是公社建立后；不少地方不顾农村的客观实际情况，强行实行供给制和工资制相结合的分配制度，有的甚至主张废除货币、取消商品。此外，在生产和生活中实行所谓“组织军事化、行动战斗化、生活集体化”的方式，把男女劳动力按照军队建制组织起来，并且大办公共食堂、托儿所、幼儿园、幸福院等公共事业，将以家庭为单位的传统生活方式变成以生产队为单位的集体生活方式，对农民群众造成极大伤害，严重损害了农民的利益，挫伤了农民的生产积极性，继而又在无形中导致生产力遭到很大破坏，给农业生产带来不少灾难性的后果。不仅如此，在公社化的过程中，大炼钢铁、大办工业、大办交通、大办水利、大办教育等运动接连不断，高指标、瞎指挥、浮夸风严重泛滥，无偿调拨大量农村人力、物力的“一平二调三收款”之风愈演愈烈，助长了“共产”风的横行无忌。当时，昌黎县农村的公社化情形，状况也是基本如此，在短期内就出现了不少严重的问题和矛盾，对生产力的发展产生了很大的破坏性。
公社化运动中出现的一些严重问题和乱子。引起了党的高层领导人的密切注意和警觉。1958年11月上旬，毛泽东在郑州主持召开有中央和地方部分领导人参加的会议，专门研究公社问题，否定了在公社化过程中出现的统一调拨产品、资金、劳力等“共产”风的做法，批评了废除货币、取消商品等主张，特别是急于由集体所有制向全民所有制过渡、由社会主义向共产主义过渡的急躁风气，起草了《郑州会议关于人民公社若干问题的决议》草案。嗣后，作为党和国家的主要领导人，毛泽东除注意解决急于实行两个过渡的严重问题，开始比较注意关心群众生活问题，并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