延安时期中国共产党组织适应性研究
摘要：延安时期中国共产党组织建设的成功之处在于其适应性调整，这种适应性调整的核心是围绕组织的结构适应和功能适应两个侧面展开。具体可以划分为三个类型：一是通过反应性适应，在党的建设目标上将“发展党”与“巩固党”的任务融合在一起；二是通过效能性适应，在组织定位和活动方式上对基层党组织进行调整；三是通过功能性适应，适应农村环境和利益多元的考验，不断提高基层党组织的社会整合能力。
关键词：延安时期；中国共产党；适应性；陕甘宁边区
中图分类号：D231文献标志码：A文章编号：1007-9092（2015）06-0104-07
美国学者Bruce J.Dickson在《中国和台湾的民主化：列宁主义政党的适应性》一书中将政党适应性划分为效能型适应（Effient Adaptation）和反应型适应（Responsive Adaptation）两种类型，前者源于政党目标的转变或程度不同的调整，后者则是政党应对国内外环境压力的更深层次的适应，它意味着政党不再去扭转、改变其所处的环境，而是转变自身去适应环境。①由于布氏的理论是把政党适应性定义为一种政治体系的创设，即政党对社会不同领域的需求和利益更具反应性的政治系统的创建，能够把政党、社会环境、发展条件、党员结构、内外压力等诸多要素放在一个框架下进行研究，为研究延安时期中国共产党复杂的党际关系、党社关系、组织自身建设等多元关系提供了一个较好的分析框架。本文以陕甘宁边区的史料为基础，借鉴这样的一个理论框架对延安时期中国共产党的组织建设情况进行了研究。
一、反应性适应：党的建设目标调整
Bruce J.Dickson认为反应性适应内含了环境对政党组织影响的一种深度，也就是说这种适应已经不仅仅是作为一种近期目标的人事调整、政策偏好、目标设定那么简单，而是作为社会存在的政党，必须适应社会内外环境的变化和社会趋势的变化来做出一些深层次的调整。
西安事变和平解决，国共二次合作实现，中国共产党组织建设的政治社会环境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半和平、公开、统一战线构成了延安时期中国共产党组织建设的外在环境。
对于中国共产党的外部适应性转变来说，比较棘手的问题有两个：一个是中国共产党组织的代表性问题。在统一战线环境下，中国共产党如果仍然坚守工农利益代表者身份就是“为丛驱雀”、“为渊驱鱼”，将地主、资本家中的一些开明进步人士驱散到国民党或者民主党派中去，显然对团结抗战和自身建设是十分不利的；另一个问题就是在开放环境下搞组织建设，必然会带来各种非无产阶级思想的影响，同时，党员成分的复杂化、思想的多样化必然会冲淡原来靠意识形态来维系的组织团结。
处于这样一种历史大势和环境巨变中，对于刚刚结束“两万五千里”长征和处于成长期的中国共产党来说不但无力拗悖，反而还要根据社会情境的变化作出主动性的变革。1935年12月17日瓦窑堡会议有两项内容引人瞩目：一是它提出了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总路线；二是它指出 “中国共产党不但是工人阶级利益的代表者，而且也是中国最大多数人民利益代表者，是全民族的代表者。”它既应该“大量吸收先进工人雇农入党，造成党内的工人骨干”，同时，“一切愿意为着共产党主张而奋斗的人，不问他们的阶级出身如何，都可以加入共产党”。魏建国：《瓦窑堡时期中央文献选编》，东方出版社2012年版，第27页。这就标志着中国共产党的政治路线和组织路线相较土地革命战争时期发生了重大变化。
在党的政治路线指引下，1938年中共中央作出《关于大量发展党员的决议》，指出“大量的十百倍的发展党员，成为党目前迫切与严重的任务。”中央档案馆、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11册），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1年版，第56页。毛泽东同志在1939年的《共产党人》杂志发刊词中写道：“要建设一个全国范围的、广大群众性的、思想上政治上组织上完全巩固的马克思主义政党”并将其称之为“伟大的工程。”《毛泽东选集》（第二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256页。 由“一个先锋队”到“两个先锋队”，中国共产党的利益代表范围得到广泛扩大。处于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政治环境和农村的自然条件中，在大量的十倍百倍发展党员的口号激励下，党员数量在短期内得到了迅猛增加，边区党员由一开始的三万多名发展到五万多名。
党员数量迅速增加，党员成份多元化，基层党组织不够巩固，党员质量不够高的问题也随之凸显出来，对党的组织的适应能力带来了挑战。
就陕甘宁边区而言，这种组织建设和党员队伍发展的不健康不巩固情况体现在如下方面：一是党的组织发展不平衡。根据《边区中央局组织部关于边区党的组织工作及今后任务报告提纲》数据，延长党员与群众百分比例已达百分之十；陇东之曲子、华池、环县（都系指老区）这一比例只有百分之一强一点；安定新区则不到百分之一，这是县与县间的情形。此外在一县之内，区与区之间，乡与乡之间，以至一乡之内村与村之间，也很不平衡。西北五省编纂领导小组、中央档案馆编：《陕甘宁边区抗日民主根据地（文献卷）》（下），中共党史资料出版社，1990年版，第526页。二是乡村支部和基层政权的群众威信还不够高。像彭真所指出的，“农民在未起来以前，依赖性很大，要打破旧势力的阻碍，也应该用行政方式推动工作。因此，按照旧习惯到村找村长，采取打锣开会宣传，成立救亡团体，抄名册等方式组织群众，都是必要的。”但是，他也指出“迅速形成的武装政权及群众组织，一般是庞杂混乱的。” 《彭真文选（1941-1990）》，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18页。在这种情况下，1941年边区环县发生17个乡民众、2000多名自卫军、200多个共产党员、30多个乡级干部跟随土匪赵思忠哗变的环县事件。高岗、王世泰：《关于环县自卫军叛变情况给林伯渠高自立的报告（1940-2-25）》，载中共庆阳地委党史办编：《陕甘宁边区陇东的军事斗争》（内部资料），1992年版，第105页。三是党员的思想素质不高。据边区1944年统计材料，全边区30210名党员中文盲的数目达23203名，占到了76.8%。赤水一区五乡支部一共21个党员，能看群众报的只有1人，识50-200字的5人，其余14个人是文盲，支部几个主要负责人，全是文盲。《解放日报》，1942年10月18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