刍论“八大”前后党的科学决策能力及其现实意义


  摘 要:科学决策是体现党的执政能力的重要标志。提高党的执政水平,关键在于加强党的科学决策能力建设。“八大”前后,以毛泽东为核心的党的领导集体在政治决策、经济决策和文化决策等方面表现出了高超的科学决策能力,认真梳理和总结其实践经验,对实现党的科学执政、民主执政和依法执政具有重要的现实借鉴意义。
  关键词:中国共产党;“八大”前后;科学决策;执政党建设;现实借鉴
  中图分类号:D23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2-7408(2013)03-0041-04
  “八大”之前,从1953年起,我国进入大规模的社会主义改造和有计划的社会主义建设的新时期,党中央及时提出了过渡时期的总路线,制定了发展国民经济的第一个五年计划,并于1956年9月召开了党的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系统总结了党的“七大”以来的历史经验,特别是建国以来社会主义改造和社会主义建设的经验,科学分析了我国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后的政治经济情况,做出了今后主要任务是大力发展社会生产力等一系列科学决策,体现了一个不断成长的马克思主义政党的科学决策水平,为新形势下不断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提供了宝贵的历史经验。
  “八大”前后,中国共产党的科学决策能力有显著提高,突出体现在政治决策、经济决策和文化决策三个方面。研究“八大”前后党的科学决策能力,对于提高党的执政水平具有重要现实意义。
  一、政治决策:对执政党建设以及社会主义道路问题的科学决策
  1.对执政党建设的科学决策。“八大”前后,以毛泽东为核心的党中央对加强党的建设这个重大课题进行了深入的思考和探索,做出了诸多科学决策。由于中国共产党已经成长为执政党,党的少数领导干部,在走上各级领导岗位后,极易沾染官僚主义习气,滋生骄傲自满情绪,脱离群众,脱离实际。因此,永远保持党同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是加强执政党建设的核心问题。现代管理思想认为,决策的来源在预测,预测的依据在信息,信息是产生科学决策的先导和客观依据。信息的正确与否体现执政党决策能力的强弱,而能否获得正确的信息,则取决于党群关系是否密切。
  中共取得执政地位后,是否能够进一步巩固革命战争年代形成的良好党群关系,成为党的建设面临的一个重大问题。刘少奇在“八大”报告中指出:“为了巩固我们党同人民群众的亲密联系,必须继续加强我们在各方面群众中的工作,尤其是必须在全体干部和党员中反复地进行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教育。一个好党员、一个好领导者的重要标志,在于他熟悉人民的生活状态和劳动状态,关心人民的痛痒,懂得人民的心;他坚持艰苦朴素的作风,和人民同甘共苦共患难,能够接受人民的批评监督,不在人民面前摆任何架子,他有事找群众商量,群众有话也愿意同他说。只要我们的党是由这样的党员组成的,我们就永远有无穷无尽、不可征服的力量。”[1]71邓小平在“八大”修改党章的报告中也指出:“由于我们党现在已经是在全国执政的党,脱离群众的危险,比以前大大增加了,而脱离群众对于人民可能产生的危害,也比以前大大地增加了。因此,目前在全党认真地宣传和贯彻执行群众路线,也就有特别重大的意义。”[1]80中国封建专制统治历史较长,民主法制基础薄弱。在这种历史条件下,发扬民主,坚持群众路线尤为重要。邓小平进一步指出:“一个党和它的党员,只有认真地总结群众的经验,集中群众的智慧,才能指出正确的方向,领导群众前进。”[1]78邓小平所提到的总结和集中,不是群众意见的简单堆积,而是经过整理、分析、判断和概括,制定正确的决策,就是要坚持群众路线,深入研究最广大群众的想法愿望和实践经验。否则,执政者就无法做出正确的决策。
  “八大”决议强调,建设社会主义的任务能否胜利完成,将“决定于党的领导能否实事求是,能否将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普遍真理同中国革命的实践密切结合起来”。[1]819同时,还提出提高党的执政能力,关键是要加强执政党的建设,一是要永远坚持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宗旨,端正和提高用权意识;二是要永远坚持民主集中制原则,发扬党内民主,加强监督和自律。“八大”通过反思苏联和国际共运的经验教训,明确提出反对个人崇拜,坚决实行中央反对突出个人和对个人歌功颂德的决议,坚持党的集体领导和个人负责相结合,重大问题须由集体决议的制度。这些科学决策对于防范党在思想上的主观主义、工作上的官僚主义和组织上的宗派主义,巩固党的执政基础、提高党的执政能力,实现党和国家的科学发展,具有重大而深远的影响。
  2.对社会主义发展道路的科学决策。在“八大”前后的初始探索中,以毛泽东为代表的党的领导集体对中国式社会主义建设道路问题进行了卓有成效的分析思考和探索,做出诸多科学决策。首先,提出不能盲目照抄照搬苏联经验,对他人经验和做法要坚持实事求是地加以分析借鉴。独立探索自己的道路,是中共从井冈山时期就秉持的传统。革命道路不同,建设和发展道路同样不能照搬外国经验。1956年4月,毛泽东在《论十大关系》的报告中,郑重地提出探索适合本国国情的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的任务。他指出,马列主义理论的学习不能不加分析地照搬和套用,外国经验和他人之长要批判地吸收,不能走一概排斥或盲目照搬的极端。1957年11月,毛泽东在访问苏联时的讲话中又指出:“在十月革命以后,各国无产阶级的革命家如果忽视或不认真研究俄国革命的经验,不认真研究苏联无产阶级专政和社会主义建设的经验,并且按照本国的具体条件,有分析地、创造性地利用这些经验,那末,他就不能通晓作为马克思主义发展新阶段的列宁主义,就不能正确地解决本国的革命和建设的问题。那末,他就会或者陷入教条主义的错误,或者陷入修正主义的错误。”[2]4其次,对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后的国内形势进行了客观分析,明确了国内主要矛盾的新变化。“八大”指出,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后,国内的主要矛盾已变成人民对于先进工业国的要求同落后农业国的现实之间的矛盾,人民对于经济文化迅速发展的需要同当前经济文化不能满足需要的状况之间的矛盾,实质是先进的社会主义制度同落后的社会生产力之间的矛盾。因此,要集中力量解决这个主要矛盾,不断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和文化需要。《论十大关系》虽然提出了十大矛盾,但还没有明确当时社会的主要矛盾,“八大”决议关于对我国社会主要矛盾的探索,则回答了这个问题。尽管“八大”对当时国内主要矛盾的实质的论断不尽完善,但却明确提出将党的工作重心转移到经济建设上来,把着力点放到推动社会主义生产力的发展上来,这是当时党的一项重大科学决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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