粮食与纪律：新中国建立初期农村党风的整顿与监察
摘要：建国初期，随着国内外战争的进展、工业化的推行，粮食征购的数量越来越多，农民的抵触心理剧增，在国家的长期利益和农民的当前利益面前，部分基层干部采取“强迫命令”的作法完成任务，使得党和农民之间产生了矛盾。为调和这一矛盾，中央从整训党员入手，加强对农村干部作风的纪检监察，同时调整政策目标，从源头上遏制“强迫命令”的发生。
关键词：统购统销;强迫命令;监察
中图分类号：D23;K27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854X（2019）03-0119-10
新中国建立初期是中国共产党由革命党向执政党转变的关键期，按照毛泽东的说法是“进京赶考”，这个赶考的重要内容之一就是如何保持革命时期的纯洁性和先进性，保持与群众的亲密关系。当时遇到的主要问题之一是粮食的供需矛盾，国家要完成统一，支持抗美援朝战争、推行工业化需要大量粮食;但是农民承受的粮食征购数量的能力难以匹配。1949年全国粮食征购的数量为237亿斤，1955年上涨到了1078亿斤，达到粮食总产量的31.8%①，逼近毛泽东设定的危险值——不超过粮食实际产量的1/3，农民一般就不会“造反”。②
在“艰巨任务”压力下，很多基层干部选择使用公权力“强迫命令”农民交粮，更有甚者，贪污腐化、违法乱纪，造成党与农民关系一度紧张。新生政权面临着如何在国家长远利益和农民当前利益之间达到平衡;如何在完成困难任务的同时保持党员干部的优良作风;如何在复杂环境中建立对党员干部腐化、变质的长效监督机制。为此党中央摸索出全面整肃与重点惩戒，整党整风与纪检监察结合的办法，既突出了中共思想建党的特色，又彰显其法治训诫的新思路。目前学术界对于建国初期的粮食征购中的经济、政治、社会问题研究较多③，而征购中“强迫命令”的纠正和惩戒涉及不多。本文立足于当时的中央文件和中央监察委员会的相关资料，以粮食征购为中心，对1950到1957年第一个五年计划完成期间，农村中“强迫命令”的产生、发展、遏制问题进行剖析，希望能够有助于我们深入理解中共建国初期的执政理念，对今天的纪检监察工作有所启示。
一、“强迫命令”的发端
建国初期，天下初定，百废待兴，粮食颇为紧张。1950年1月22日主管经济的陈云和薄一波联合向毛泽东报告：“全国脱产人员已达942万人，解放台湾、海南岛、西藏后将突破1000万人，需增开支11亿斤小米;……以此推算今年预算必须增加71亿斤小米。”④ 陈、薄二人估算1950年则需要征购600亿斤粮食才能维持。这个任务是1949年237亿斤的两倍多。在新解放区，土改尚未进行，地主成为征粮的主要对象。通常情况下贫农只需要负担其全部土地常年总收益的 5%—10%，中农15%—20%，富农负担25%—35%，而地主达到40%—60%，特殊者甚至80%。⑤ 而此时农民已经停止交租，地主的收成难以应付征购任务，于是强迫事件屡屡发生。在西南局川南区甚至下达了“不完成任务上法庭”的粗暴命令。⑥ 如井研，全县扣留了50多人。峨眉某些严重的乡扣留了70多人，有的干部甚至帮助地主向佃户催粮，吊打人、逼死人的有之 （乐山逼死两人）;封门罚款的也有之（泸县、乐山）。⑦ 著名民主人士柳亚子女儿柳无垢将个人劳动积蓄全部拿出，仍然被当地政府派征公粮，不得已向周恩来求助。⑧
1950年的调查显示：新解放区华东局乡村干部中犯有显著强迫命令错误的约占一半左右。如苏南第一期整风班414个乡村干部中195人犯有乱吊、乱扣、乱罚及骂人等错误;皖南279个区干部中，犯强迫命令的118人;浙江长兴县104个干部有90人犯有此类错误。⑨ 此类情形在老解放区同样存在。根据山东胶州专区五个区304个乡半年的不完全统计，打过人的区委书记有5人，区长13人，区干部37人，乡干部141人。⑩
1950年5月6日中纪委书记朱德在中央直属系统党、政、军、群各级党的纪律检查委员联席会议上指出：“强迫命令，脱离群众，已达到相当严重的程度。”朱德所说的“严重”不光指普遍性，还包括手段的恶劣性，“采取了蛮横的不讲理的方法，随便捕人、吊打，或者纵容坏分子随便捕人、吊打而不闻不问，这已经成为相当多的事情。”{11} 陈云也在1950年10月1日说道：“去年征收公粮是在一种困难情况下进行的。大部地区是新解放区，人地生疏，时间局促，财经负责机关事前又疏忽了规定全国统一征收的办法，因此，虽然大体征起，但有畸轻畸重、强迫命令等项毛病。”{12}
新中国成立后，每次粮食征购任务“艰巨”时，强迫命令就会出现。各级党员干部对此不以为然，甚至认为强迫是必须的。其藉口大致为三个：一是认为强迫命令效率高。“强迫命令虽然不好，可就是能够完成任务。”{13} 西北局的农村干部直接宣扬这种作法的好处。“向群众要东西非强迫不可”、“三句好话不如一马棒”{14}。二是认为是外部条件造成的。“如果任务不太紧急，又有干部，当然可以进行说服动员，不犯强迫命令的毛病，现在任务这样紧，干部又少，犯点强迫命令不可避免。”三是认为偶尔用用无妨。“命令主义不能常用，也不可不用”{15}，并以军队打仗来比喻：“军队打仗，没有命令，就不能打仗，更不能胜利。”{16}
基层干部这种态度是源于当时紧迫的任务。从1949年到1956年，历经全国解放战争、抗美援朝战争和第一个五年计划，粮食供应始终处于紧张状態。1949年全国粮食征购任务仅237亿斤，到1952—1953年度达841亿斤，1953—1954年度达1003亿斤，再到1955—1956年度的1041亿斤，比例从25.7%到30.1%、31.8%{17}，接近了毛泽东设定的粮食产量1/3的危险线。{18}
中央很多干部也认为粮食压倒一切，农民与政府的紧张关系是必然的。1950年陈云解释基层政府的压力：“……过去，他们辛苦了，也做了许多好事，也挨了好多骂。人家都说解放军好，……而地方政府只是要粮、收税。但是没有地方政府的‘不好’也就没有军队的‘好’，政治和军事是分不开的。”{19} “粮食是农民的命根子，粮食紧张了，各项工作就一定紧张，同农民的关系也就必然紧张。……很长时间内，我们和农民在粮食问题上的紧张关系是不可避免的。”{20} 陈云估计这个时间应该是10年。主政西南局的邓小平也认为：“购粮干部不会不挨骂，因购粮工作有任务，不能购多少就是多少，……我们不希望出问题，但出问题是难免的。”{2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