应当全面看待和实事求是评价凯丰
凯丰，原名何克全，化名开封，是党的历史上一位重要人物。他曾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团中央书记、中共中央宣传部部长等要职。１９５５年３月，他在党中央宣传部副部长兼马列学院院长任上病故，年仅４９岁。因而社会上知道他的人很少，党史学界对他也没有多少认真的研究。但凯丰在遵义会议上的错误却广为人知，致使有的人把他看成王明、博古“左”倾机会主义路线的顽固不化的执行者和卫道士，一个反面教员。这样，凯丰便成了一个有争议的人物。值此凯丰诞辰１００周年之际，很有必要予以探讨。笔者认为，史学工作者应当全面地看待和实事求是地评价历史人物，对历史上的凯丰也应如此，不能一票判终身。
先从凯丰的错误说起
毋庸讳言，凯丰是一个犯过错误的人。他一生最大的错误，就是在遵义会议上站在“左”倾教条主义立场上，为博古做辩护。
众所周知，遵义会议是中国共产党历史上的一个生死攸关的转折点。它结束了“左”倾教条主义错误在党中央的统治，开始确立了毛泽东在党中央和红军的领导地位，从而挽救了党，挽救了红军，挽救了中国革命。而凯丰在遵义会议上，在党和红军面临生死存亡的紧要关头，没有站在毛泽东为代表的正确路线一边，而是站在博古为代表的错误路线一边。这就是凯丰一生最大的政治错误。他甚至公然讽刺、挖苦毛泽东，直接伤害了毛泽东，使毛泽东终身难忘。
在为纪念毛泽东诞辰百年而出版的《毛泽东文集》第八卷上，刊有一篇毛泽东１９６１年３月２３日在广州召开的中央工作会议上的讲话，其中说到：“有人讲我的兵法靠两本书，一本是《三国演义》，一本是《孙子兵法》。《三国演义》我是看过的，《孙子兵法》当时我就没有看过。在遵义会议上，凯丰说：你那些东西，并不见得高明，无非是《三国演义》加《孙子兵法》。我就问他句：你说《孙子兵法》一共有多少篇？第一篇的题目叫么？请你讲讲。他答不出来。我说：你也没看过，你怎么晓得我就熟悉《孙子兵法》呢？凯丰他自己也没看过《孙子兵法》，却说我用的是《孙子兵法》。那时打仗，形势那么紧张，谁还管得什么孙子兵法，什么战斗条令，统统都忘记了的。打仗的时候要估计敌我形势，很快作出决策，哪个还去记起那些书呢？你们有些人不是学过四大教程吗？每次打仗都是用四大教程吗？如果那样就完全是教条主义嘛！”
关于凯丰在遵义会议上的表现，一些当事人作了记载或回忆：
陈云在《遵义政治局扩大会议传达提纲》中写道：“扩大会中恩来完全同意洛甫及毛、王的提纲和意见，博古同志没有完全彻底的承认自己的错误，凯丰同志不同意毛、张、王的意见，李德完全坚决的不同意对于他的批评”。
杨尚昆近年出版的《回忆录》中，说遵义会议共开了三天。“除凯丰外，没有一个人站在博古这一边”。他写道：“遵义会议的气氛紧张而严肃，但进展非常顺利。博古和李德是批判的对象，博古承认了一些错误，没有说自己非常正确。凯丰不同意毛、张、王的意见，强调导致中央苏区失败的客观原因，而李德完全不同意对他的批评。但绝大多数与会者感到欢欣鼓舞。”
根据聂荣臻的回忆，遵义会议前，凯丰曾找他谈话，要他在会上支持博古。因为没有说服聂荣臻，凯丰对博古说“聂荣臻这个人真顽固”。凯丰在听到毛泽东提出要检讨军事路线错误时，心情很激动，心想你没有在苏联系统学过马列主义，懂得什么？于是顶了毛泽东几句：“你懂得什么马列主义？你顶多是看了些《孙子兵法》！”
在遵义会议讨论组织问题时，凯丰不同意撤换博古。他认为：要说博古有错，也不能涉及整个政治路线问题。如将全部过错推在博古一人身上，也不公正。
凯丰在党的会议上，坦率地发表自己的意见，是合法的，并不违背党的组织原则。他的错误是属于政治性的，即路线是非问题上的错误。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编的《中国共产党历史》第一卷写到遵义会议的讨论情况时指出：“周恩来、朱德、刘少奇等多数与会同志相继发言，不同意博古的总结报告，同意毛泽东、张闻天、王稼祥提出的提纲和意见。”“只有个别人在发言中为博古的错误辩解”。这是不点名的批评凯丰，也可以说是对凯丰在遵义会议上所犯错误的结论。
学生运动的积极分子
凯丰，１９０６年２月２日出生于江西省萍乡县老关乡三角池村。老关，是江西省与湖南省的交界处，经济文化在当时比较开化。祖父时，家有田产数百亩，还开了杂货商店，生活很富裕。但何家子孙多，分家以后就逐渐衰败下来。
凯丰７岁入当地的养正小学读书，《左传》、《论语》、《孟子》、《诗经》等书都读过。１９１７年考入萍乡西区高等小学，三年后毕业。因家庭经济发生困难，便在家务农。在族祠的帮助下，凯丰１９２１年考进了萍乡中学。由于北京五四运动的影响，萍乡中学的校长和一些北京大学毕业的老师在学生中传播新思潮，宣传反帝爱国，鼓吹民主自由，激发了包括孔原、凯丰等许多进步同学的爱国热情。１９２４年冬天，萍乡中学举行罢课，打掉了代表守旧势力的县教育局。凯丰参加了这次行动。１９２５年上海爆发五卅运动的消息传来，萍乡工学商各界奋起响应。萍乡中学成立了学生会，凯丰被推选为学生会的干部，孔原任学生会主席。他们带领宣传队，上街进行反日宣传演出，到各家商店检查日货，积极声援了这一爱国运动。
同年夏天，凯丰在萍乡中学毕业，以优异成绩考入武昌高等师范学校（武汉大学前身）。这时，武汉地区还在继续响应五卅运动，学校也还在闹学潮。凯丰在这里找到了一些马列主义的和进步的书刊，爱不释手地偷偷阅读起来。他特别爱读中共中央的机关刊物《向导》和鲁迅主编的《莽原》、《语丝》等，觉得茅塞顿开，思想很快就倾向革命。他学有功底，文笔锋利，经常向刊物投稿。针对当时湖北军阀肖耀南在武汉搞反赤运动、禁止进步书刊等情况，凯丰以《未名》为名，向《莽原》寄去一篇关于武汉“反赤”情形的通讯，很快就被登了出来，使他十分高兴。他还担任武汉大学校刊的主编，常在校刊发表文章。１９２６年春，国家主义派头目陈启天到中华大学讲演，大力鼓吹国家主义，反对共产主义。凯丰带动武汉大学一部分同学去“把讲演会打掉了”。肖耀南逮捕了几个学生，凯丰又组织援助被捕同学会，坚持斗争。同年秋，北伐军打到江西萍乡，凯丰正在家里度暑假。他积极协助北伐军组织农民协会，并担任农会的宣传干事。１９２７年３月，他在武汉大学加入了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５月，他作为学生运动的骨干分子，出席了在武汉召开的全国学生代表大会，并在大会秘书处工作。接着，他担任了武汉大学共青团支部书记、共青团武昌山前区区委宣传委员。
大革命失败后，为了保存力量，共青团武汉市委决定凯丰转移，去苏联学习。１９２７年９月底，凯丰到达上海。年底，他和一批赴苏学习的同志一起，到了莫斯科，进入莫斯科中山大学学习。三年间，他们比较系统地学习马列主义基本理论和经典著作，还在假期学习了一点军事。学习期间，凯丰担任团支部委员。１９３０年暑期，他被调到少共国际办的团校学习了三个月，尔后回国。１９３０年１２月，凯丰由秦邦宪介绍，转为中国共产党党员。
青年运动的重要领导人
１９３１年３月，凯丰在上海出席了共青团的五届四中全会，并被选为团中央委员。会后，赴香港任共青团两广省委书记。５月某日下午，团省委秘书长林汉文被捕叛变，出卖了凯丰和团省委机关。当天晚上，凯丰和廖似光（凯丰妻，长征女红军）及技术秘书小史被香港当局逮捕。凯丰与小史关在一处，俩人商量好了一致的口供，共同对敌。敌人对凯丰审问了两次，并拿出叛徒的口供，逼他承认是何克全。凯丰坚不承认。他说自己是湖南醴陵人，名叫张有文，不是何克全，前两天才到香港，想在香港的报馆当一名记者，但还没有找到合适的报馆，而介绍他来这里住的姓京的人，已经到新加坡去了。敌人没有抓到把柄，无隙可乘，气得在他头上打了两棍，身上又打了几棍。凯丰被打得皮开肉绽，伤痛难熬，但依然守口如瓶，坚持斗争。经过两次审讯，几番毒打，敌人一无所获，把他关了几天之后，便宣布给他判三个月徒刑，转入正式牢房。在狱中，凯丰和小史又发动难友实行罢饭斗争，取得胜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