陇上文坛四君子
四个首届全国青年业余文学创作积极分子代表大会的代表——四个农民作家诗人的文学人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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班固曰:“或称君子何?道德之称也。”王安石说:“故天下有德者,通谓之君子。”我心中的陇上文坛四君子——金吉泰、刘志清、任国一、张国宏,四株草根,四个于1965年参加了全国青年业余文学创作会议,受到周总理、朱委员长接见,至今笔耕不辍,犁耕不歇的农民作家、诗人,他们是被甘肃文学界、新闻出版界的领导人和关爱农民作者的编辑们迎进编辑部,送上文坛的甘肃文学史的构建者。如果没有他们,我们六十年的文学史将是残缺的。
岁月沧桑,五十年代作协兰州分会成立时的李季、闻捷、李秀峰等前辈都已去世了,那时的编辑们也老了,四个草根守望家园,半个世纪报春晖,或年逾花甲,或年将古稀,也老之将至了。有幸的是他们现在生活无忧,不辍天地文章。不幸的是他们中过早走了任国一——一棵渭源的梗竹,一个新中国第一代农村知青,一个生活于贫困之中却不失赤子之心的社会主义的时代歌者。人们记得,三年困难时期,甘肃渭源等地一些带着党参、蕨菜一类的药材、山货扒火车,越关山,到陕西“背粮”的饥民行列里,就有怀揣“作诗本本”的任国一。社会赋予他诗歌性情,使他眼里有光明,心里有明天。“饿着肚子唱颂歌”,农民诗人任国一情感古今。我的这篇文字,就以金吉泰、刘志清、张国宏、王五星四人渭源悼国一的诗《在你的墓前》为“引”开头吧。
悼诗是刘志清写的。“一只歌颂光明的太阳鸟,在渭水源的山野里夭逝了;你的墓前没有墓碑,立在你的墓前,我们是几行平凡的农民诗,几行未走完过程的省略号,几株山白杨,几棵山塬草;我们蘸着您生命留下的苦汁,立一座无形的诗的墓碑,留下我们永远的回望。”这是一首平常的诗,引出的却是一个使人感泣的“君子重谊”的故事:1991年,任国一因高血压病遽逝后,金吉泰、刘志清、张国宏悲伤不已。大家的生活正一天天的好起来,国一怎么就走了呢?生前没有道别,就去坟上看望看望吧。于是,生活率先好起来的张国宏组织联络、筹措路费,刘志清和新一代的农民诗人王五星从礼县、金吉泰从榆中、张国宏从永登赶来,齐集兰州,他们买了些香烛、“表纸”{1}等物,金吉泰说,这和花圈一样,都是表达哀思的祭品;国一有山花相伴,我们就烧些黄表,以农民的祭祀,呼唤国一兄弟魂兮归来吧。这样,在任国一逝世三周年的那一天,在渭源城外的山野里,几个农民作家、诗人,在任国一的坟头上躬身默哀,上供奠酒;张国宏捎去了我的悼念,又和表纸一起烧了他和李云鹏新出的诗集;接着诵读悼诗。悼诗由四人中的年长者金吉泰念读,一曲悲歌,满怀苦情,“你赶六月的花儿会,用挑山的担子挑着风箱,用装诗的背篓背着贫苦,去卖苦荞面,而不是唱歌”;“生活磨灭一切,马儿归原,俊鸟飞走了,你在贫苦的重压下安息了;你明亮的诗灵,是一颗不灭的星星,会在黄土高原的大地上闪烁......”悼诗抒写了任国一以诗为命的一生。金吉泰“结语”:很多次学习班上,我们几个农民作者对床夜话,君善谈,赞美善良,抨击丑恶,语声朗朗;今君仙逝,真是“将老失故人,悲来泪沾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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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位农民兄弟情深义重,不是同胞而胜似同胞者,是因为他们共一个历史,同一个命运,同是新中国农民文化翻身的见证人,同是社会主义新文化哺育下走向文学之路的新中国第一代农家少年。渭源悼友,也是他们对自己文学人生的一次回眸。1949年新中国诞生时,金吉泰十五岁,刘志清十一岁,任国一和张国宏十岁。学历最高的金吉泰读到小学四年级后就辍学务农,其他几人,或进新建村学,或进扫盲班,在农村文化普及运动中,从歌颂党和毛主席,歌颂社会主义的歌曲和识字课本中汲取了最初的文化营养,从革命文艺空前大普及中受到了文学启蒙。那时的文学青年中,几个农家少年的文学导师无疑是识字的夫妻,开荒的兄妹,复仇的白毛女,自由结婚的小二黑,革命的王贵与李香香,抗日的新儿女英雄。那是一个树立新思想、新文化、新风尚,涤荡旧社会污泥浊水的伟大时代,文艺真正做到了为工农兵服务,为工农兵而创作,为工农兵所利用。亿万人民参加的新民歌运动,更是人民意气风发,精神高扬的新国风运动,不论它产生过多少因政治浮夸而酿成的文学的迷惘,但它昭示的共产主义理想,劳动人民的道德情操,为人民服务的精神,文艺的大众化品格,至今仍是成长于那个时代的文学之子们的心头余热。那又是一个十分推重工农兵创作的时代,“四君子”——四个草根就是那个时代萌芽成株的;他们中的三个农民诗人,更是唱着新民歌走向诗坛的。“高山的松柏园里的竹,枝儿叶儿四季绿。伟大不过的共产党,给人民造下万世福”(刘志清);“我有一双粗大的手,专为社会主义织锦绣,毛主席握过这双手,叫咱多快好省争上游”(任国一);“山村不夜灯辉明,学习马列满堂红,家家油灯换电灯,照亮社员颗颗心”(张国宏)。翻身农民抒发心声,歌颂党和毛主席,歌颂新农村、新气象,是新民歌的时代主题。
三个农民作者显露才能,到携手进京参加全国青创会时,都写出了超越四、八行民歌体的叙事诗。那时的文学青年都慎言“大”,二百行以上就是长诗了。刘志清于1959年学习《甘肃农民报》首载的李季长诗《当红军的哥哥回来了》,写了一首叙事诗《枯草俊了》,叙述一个农民经历的新旧社会两重天的故事,歌颂了党领导的农民翻身运动,句式、语言,很有李季风格,立即引起了新民歌运动很有声势的西礼县领导的关注,铅印的县级刊物《西礼之花》刊载了这首诗,在当年12月甘肃省召开的“西礼县群众创作现场会”上,写了“长诗”的刘志清无疑是一颗诗星。我有幸和作协兰州分会的李秀峰、于辛田,省出版社的曲子贞,兰州艺术学院文学系的青年教师季成家等文学界的同志一起,随从省上组织的观摩团参加了那次在西礼县河坝公社召开的现场会,受到了农民文化创造力的极大震撼。一个公社的脱盲不久的农民写诗、编剧本、刻蜡板、装订诗册、书写墙报,成果布满了三个大展室。现场赛诗,你方唱罢我登台,唱兴修水利,唱农田基建,结合生产劳动、政治形势,上至总路线,下至婆媳关系,佳句连连,朴实生动。我将这次现场会赶写了一篇文艺通讯,《诗刊》迅即发表,编辑部还特意来信给予表扬。
现场会后的1960年初,李季嘱《红旗手》{2}编辑部将刘志清和两位写小说的工农作者一齐调来,一边读书,一边修改作品,这种读书、写作的形式,成为“李季的嘱托”,成为刊物密切联系业余作者、特别是工农作者的传统。在以后的数十年间,从《红旗手》到《飞天》,和作协联办或单独举办了数十期的读书会、学习班。1960年的读书会上,刘志清写成了叙事诗《红河畔上春光好》。他总是脱离不开真人真事的束缚,问李季:“王贵当了石油工人,香香当了纺织女工,是真的吗?”李季则从生活到艺术,给他讲艺术源于生活,又比实际生活更高、更典型的道理。当然这种作家一生探求的学问,即使李季也无法让刘志清“一下子”明白。李季给他找来一些诗歌以外的书让他读,还告诉他,写诗学习自己喜欢的形式、风格是可以的,但要在写作实践中不断提高自己的创作能力,形成自己的风格。刘志清自是忘不了李季的教诲,而李季对业余作者的关爱之情,一直生辉于他主持的《诗刊》、《人民文学》的难忘岁月。接着刘志清之后,1962年张国宏发表了小叙事诗《贫农的手》、《农民的扁担》和二百多行的长诗《架牛姑娘》。他继续怀着“一去二三里”、“牛角挑山花”的欢快诗情刻画“架牛姑娘”:“火热的眼波映朝阳,三月的柳芽拂短发,春园驾着拖拉机,耕山耘水播云霞。”写人写景,已初见笔力。而任国一写成于1962年读书会上的《落凤》,无疑是他诗歌创作的一次跨越。四百行的长诗,写一个回乡女知青带头兴修水利中劳动、爱情两坚贞的故事,叙事抒情,融为一体,语言生动,形象鲜明,省文联、作协兰州分会{3}领导人李秀峰、徐刚和编辑们欣喜不已,《甘肃文艺》发表时,我们特意配上了插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