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8年至1960年，我国高等教育在“大跃进”的狂潮中受到严重的冲击。1961年，中共中央指示教育部总结高等教育3年“教育大革命”的经验教训，着手对高等教育进行整顿。按照中央指示，中宣部同教育部联合草拟了《教育部直属高等学校暂行工作条例（草案）》（共有60条，简称《高教六十条》）。《高教六十条》对“教育大革命”时期高等教育发展的经验教训进行总结，是新中国高等教育史上第一个规范化工作条例。条例对规范高等教育的发展，整顿高等院校的教育秩序，使高等教育摆脱“教育大革命”混乱局面而走上正规化发展轨道起到了决定性的作用。但是，《高教六十条》是高等教育摆脱困难的应急措施，没有从根本上解决造成“教育大革命”的“左”倾指导思想和教育方针，因此也表现出一定的局限性。本文总结“教育大革命”的经验教训，梳理《高教六十条》出台过程和试行成效，对我国当前高等教育事业发展提供有益的借鉴。
“教育大革命”对高等教育的冲击
要了解《高教六十条》，就必须先了解“教育大革命”，因为该条例是针对“教育大革命”带来的高等教育混乱局面而制定的。1958年，全国范围爆发“教育大革命”主要基于两方面因素：一方面是“反右”运动后，知识分子重新戴上资产阶级的“帽子”，毛泽东认为政治和经济领域的革命已经结束，但是思想文化领域中的革命还没有结束。因此，毛泽东对高等教育人才培养问题重新进行思考，认为高等教育要培养又红又专的无产阶级知识分子，要求学生实行“半工半读”，高等教育强调贯彻阶级路线，从而为我国高等教育发展开辟出一条新路。另一方面，1958年全国范围掀起的工农业“大跃进”运动不可避免地波及到高教领域，在经济战线的高指标和浮夸风蔓延的同时，中共中央在高等教育领域也提出了“十五年普及高等教育”的“大跃进”目标。
在上述因素作用下，1958年4月，中共中央发布《关于高等学校和中等技术学校下放问题的意见》，规定下放全国教育管理权限，地方可以自主办学，由此调动了各地群众多渠道、多形式、多途径办校的积极性，纷纷掀起大办高等学校的狂潮。“大跃进”期间，高校数量的增长不可避免带来师资、基础设施和教学设备的紧张，但是这些现实的因素在“教育大革命”洪流中被完全忽视了。到1960年，我国高等教育事业在超常规发展的同时，也处于严重的混乱之中，主要表现在以下3个方面：
首先，教育规模超越了经济的承载能力，影响高等教育的正常发展。1958年，随着各行各业的“大跃进”，1958年至1960年，全国高校连续出现3年的跃进。从1957年的229所增加到1960年的1289所。许多省区的高校都是成倍地增加，其中山西、福建、河南、江西、广西和甘肃的高校都是以10倍的速度增长，只有北京、上海和新疆的增速不足3倍。高等院校数量的增长必然推动基础教育规模的扩大，1957年中等学校有12，474所，1960年有50，653所；小学1957年有547，306所，1960年有736，484所；农业中学、职业中学1957年还没有，而到1960年达到5万多所。各级学校数量的扩张必然推动高校招生人数的增加，1957年，全日制和半日制学校16周岁以上的学生数为620万人，1960年上半年增长到1000万人，同期高校职工增加到367.1万人。高校规模的扩张影响到高校的基建标准，有的高校“基建要求高标准和高层建筑，在规模上要求万人大学，万人体育馆，十万人体育场”。高等教育领域超标准的建设，严重超越了社会经济发展的承载能力，同时又占用了大量劳动力，对此教育部长杨秀峰指出，从当前我国经济基础、农业生产和农业劳动力严重不足的情况来看，教育方面所占的劳动力是多了。高校数量和招生规模的非常规扩张，必然导致基建战线拉长，各校的专业设置重复，师资和教学设施不配套，浪费教育资源。1960年11月24日至12月12日，国务院文教办公室主任张际春在全国文教工作会议上讲话指出：“办一个大学并不是轻而易举的事情，而要有大批的人力物力的支持才能办得起来。”“只注意发展数量，不同时注意质量，会产生很不好的结果。”“要培养千百万人的理论和技术队伍，并不是一朝一夕的事情，而是要一步步地前进才能达到的，是与国家经济建设情况紧密相联系的。”
其次，排斥教师的作用，管理极为混乱。1958年掀起的高教领域的“教育大革命”，目的在于采用政治运动来破除“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权威，打破教条主义，以培养“无产阶级又红又专的知识分子”，走出一条中国式的高等教育发展新路。因此，各地高校开展“红专白专”辩论、“双反运动”、“插红旗、拔白旗“运动等，对高校教师进行严厉批判。这严重挫伤了一批专家、教授的积极性，削弱了高校教师在教学和科研方面的主导作用。在破除“资产阶级知识分子”一切权威的情况下，各地新建高校自设专业，盲目进行学制改革试验，学生自编教材；就高等学校专业设置来说，1957年是320多种，1960年就增加到700多种；过急、过快，自然就图多、图数量，质量就一定难以保证，甚至降低质量，就不能很好地适应经济建设的要求并为它服务。同时招生也极为混乱，有些高校为了解决生源紧缺问题而降低招生标准，这种做法从根本上影响高等教育的整体发展水平。据有关资料显示，1960年上海新建了一所工业学院，本年招生60人，只有6个工农子弟，地主、资本家、富农和官僚子弟32人，占总数的52％，有12人父兄是反、坏、右分子，有16人的祖父、父兄被劳动改造或劳动教养，有15人海外关系不清楚。按照当时的政审标准，这些人能被录取，从某种程度上也说明了录取工作的混乱与无序。有些高校为了解决生源而降低标准录取，这就无法保证生源的质量。
再次，师生过多投入劳动，影响师生的健康。1958年9月19日，中共中央、国务院发布《关于教育工作的指示》，规定一切学校，必须把生产劳动列为正式课程。今后的方向是学校办工厂农场，工厂和农业合作社办学校。各地高校依据中共中央指示，出现了学校大办工厂、农场，师生参加劳动的群众运动。从9月份开始，各级学校普遍停课，投入大炼钢铁和三秋劳动。到10月，20个省市的397所高等学校共办工厂7240个。这种状况一方面影响高校教学质量，另一方面随着粮食紧张，师生普遍营养不良，过多的体力劳动已经严重影响到师生的健康。“大跃进”期间，粮食产量逐年减少，1958年4000亿斤，1959年3400亿斤，1960年2870亿斤；而同期脱离农业生产、吃商品粮的国家职工人数也在上升，1957年国家职工总数是2081万人，1958年是4532万人，1959年有所减少，1960年再次“跃进”后，国家职工总数突破5000万人大关。1960年12月21日，针对城市各级学校师生劳逸结合不好、营养较差、少数人发生水肿病和其他疾病等问题，中共中央和国务院发布了《关于保证学生、教师身体健康的紧急通知》，通知指示“要立即抓紧治疗学生和教师的疾病，把办好学校伙食作为当前的一项中心任务，抓紧落实”，“不再安排学生参加校外义务劳动，严格控制校内重体力劳动”。由此高校师生参加过多劳动的局面才得以改变。
在1960年后期，面对高等教育发展的混乱局面，中共中央对高等教育作出初步的调整。10月22日，中共中央发布《关于增加全国高等学校的决定》，《决定》 规定教育部直属重点高校从20所增加到64所； 同时， 中共中央转发教育部《关于全国重点高等学校暂行管理办法》，规定全国重点高等学校的领导和管理实行双重或三重领导，并对这些学校的专业设置、修业年限、招生计划、发展规模等作出专门规定。这是中共中央使高校回到规范化发展轨道的起步，随后教育部对高等教育的调整，集中在压缩规模和加强管理两方面。12月5日，教育部部长杨秀峰在文教工作会议上指出，有些综合大学文科 “一般应占30%—40％，不少于20％”， “一个学校设置的专业不宜太多，一个专业招生不宜太少，尖端专业不少于50人，一般专业以60人、90人或120人为宜”。会议要求对确有需要和具备条件的新建高校予以保留和充实，条件较差的要予以合并或撤消，这些措施，有效地抑制了高校发展混乱的势头。高校单纯追求数量发展的恶果，使高等教育发展出现两难的局面：一方面是工农业经济难以支撑高校数量扩张带来的各方面需求问题；另一方面高等教育超常规发展忽视了人才培养的质量问题。这些问题已严重影响到高等教育的持续发展，1961年1月，高等教育部门在贯彻执行“八字方针”的同时，教育部的领导对高等教育的问题也进行了深入细致的调查研究， 《高教六十条》就是在这种情况下出台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