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新时期文学的一种历史性反思
摘 要： 通过1978年文学评奖的运作机制——群众推荐基础上的专家评选,来探讨何种力量以何种方式参与了对新时期文学的建构。提出1978年文学评奖的运作机制与新时期文学的建构之间具有某种深层互动关系：一方面范围极广的群众推荐本身体现了新时期文学的民主化诉求，另一方面专家评选体现了新时期文学对专业化的一定程度上的认同。因而实际上，1978年文学评奖的运作机制在一定程度上表征了对社会主义文学规范的重新阐释和建构。
关键词：1978年文学评奖；评奖机制；新时期文学
中图分类号：I20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9－9107（2008）06－0141－05
前言
目前，对新时期文学的反思已经成为文学研究中的一个热点问题。应该说，这种新的视野无疑为新时期文学和新时期文学理论的研究提供了一个新的向度。但是，笔者认为研究还存在某种不足。总体来看，目前对新时期文学的反思主要集中于思想、文化层面和审美、艺术层面，而忽视了对新时期文学发展中的另一个方面——物质性因素（其中最主要的就是文学制度）的反思。本文拟通过1978年文学评奖的运作机制来探讨何种力量以何种方式参与了对新时期文学的建构。
在1978年以前，与大规模的文学艺术批评活动形成鲜明对比的是，中国的文学或各类艺术的评奖寥寥无几。在这一背景下，1978年的全国优秀短篇小说的评奖就是“空前的、过去没有过的”。［1］1978年全国优秀短篇小说评奖之后，相继出现的各种全国性文学评奖有：1980年开始的由《文艺报》、《人民文学》和《诗刊》编辑部主办的全国优秀中篇小说、报告文学、新诗评选活动，以及1981年由中国作家协会主办的针对长篇小说的茅盾文学奖等等。几乎每一类体裁都有了与之对应的全国性文学奖项。
自1978年以后，逐渐设立的针对各种体裁的全国性文学评奖便成为一段时期——70年代末期到80年代中后期的一项非常显著的事件。一些重要刊物明确地提出，办刊的目的是为了进一步发展和完善文学评奖活动，如茅盾为1980年创刊的《小说选刊》所写的发刊词就指出：“为评奖活动之能经常化，有必要及时推荐全国各地报刊发表的可作年终评奖候选的短篇佳作。为此，《人民文学》编委会决定增办《小说选刊》月刊”。［2］并且，在社会主义文化生活中具有极其重要作用的报纸，如《人民日报》、《光明日报》、《文艺报》等都会对每次评奖发表相关的报道和评论。可见，文学评奖在当时是极具文学意义和社会意义的重大事件。那么，这种探索在新时期文学的发展进程中留下了怎样的痕迹？
一
在公布的历届全国优秀短篇小说评选启事中，就明确的指出1978年文学评奖的评奖机制是“采取群众推荐与专家评议相结合的方法”。［3］在主办刊物，如承办了前几届全国优秀短篇小说评奖的《人民文学》公布的评选启事之后，都附有“全国优秀短篇小说推荐表”。在群众推荐的基础上再进行专家评议。就整个评奖的程序来看，大致包括四步：首先由承办的刊物收集、整理和统计来自全国各地的“选票”和推荐表。然后，由承办刊物的编辑部一方面以推荐表和“选票”的多少作为初评的重要依据，同时，在汲取专家和各方面意见的基础上，在得票较多和各地的推荐作品中选出参加终评的优秀作品。在这一过程中，还要考虑各种文艺刊物发行量的悬殊，以及作品宣传评介的差异等因素对“选票”数量和推荐作品的影响；然后，由评选委员会采用投票的方式从初评作品中选出获奖作品；最后，举行颁奖仪式。
应该说，1978年文学评奖运作机制的典型特征是：群众推荐基础上的专家评选。由中国作家协会委托《文艺报》、《人民文学》和《诗刊》编辑部举办的三项大奖，也就是全国优秀中篇小说奖、全国优秀报告文学奖和全国优秀新诗奖，采取的也是群众性推荐与专家评定相结合的办法。群众推荐与专家评议相结合的方法，在当时被认为是体现了按照人民的意志和艺术科学的标准来评选作品。那么，这种运作方式对新时期文学具有怎样的建构作用？在此我们首先分析“群众评选”对新时期文学的建构作用。
群众评选在1978年的文学评奖中具有某种特征性的意义，“《人民文学》这次在全国范围内，依靠广大读者，举行大规模的群众性的评选，是建国三十年来的一个创举”。［4］在历届短篇小说评奖过程中，对来自群众的选票都有较为细致的统计，如，在1978年的全国优秀短篇小说评选活动，共收到读者来信10 751件，“评选意见表”20 383份，推荐短篇小说1 285篇；在1979年全国优秀短篇小说评选活动中，100内共收到“选票”257 885张，比上次增长12倍以上；推荐小说2 000篇。在当时，评选的群众性被看作是实现艺术民主化的有力保障。那么，我们首先需要厘清的就是1978年文学评奖活动过程中的群众是何种意义上的群众？
自“五四”以来，文学与“群众”、“民众”或“大众”的关系，就成为文学发展进程中所面临的一个重要问题。“五四”白话文运动的一个重要契机就是要改变文学与普通民众的关系，陈独秀所设想的文学变革的理想和目标本身就表现出一种强烈的文学平民化倾向。随着革命文学以及左翼文学的发展，文学与“群众”、“民众”或“大众”的关系更是演变成一次次的“文艺大众化运动”。到1942年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时，文学与“大众”的关系就成为文学的意识形态性质的重要内容，为什么人的问题成了一个根本性的原则问题。就此，毛泽东明确地提出了文艺的工农兵方向。建国后，对文学与大众关系的思考基本上延续了《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的精神。应该说，在中国文学的现代化进程中，对“大众”在整个文学活动过程中的强调，仅仅只是突出了“大众”作为文学的接受对象或文学作用的客体这一面向。也就是说，“大众”仅仅是实现文学的社会功能和政治功能的一种必不可少的载体而已。因而，“大众化”的要求在一定程度上就衍化成了“化大众”。“大众”仅仅是作为被启蒙的对象，是价值的被动接受者。
“文革”后，伴随着1978年全国范围内的“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大讨论，作家、作品和创作如何来体现和实现这一标准，在当时就成为文艺界讨论的热点问题。《文艺报》于1978年10月邀请了部分文艺工作者就这个“重大马克思主义的基本理论问题”，进行了座谈，并在《文艺报》1978年第5期以《坚持实践第一 发扬艺术民主》为题发表了这次座谈会的部分发言。在讨论过程中，重申了“新时期”以来最具影响力的政治元话语——坚持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对加速四个现代化，实现社会主义新时期的总任务，具有突出的和深远的意义。就此，对文学而言，提出文学活动（包括了创作、文学作品、文艺批评等方面）的价值的唯一判断标准是实践，而实践的真正参与者和体现者是人民群众。那么，“作品的思想成就和艺术成就，应当由人民来评定”。［5］可以说，群众的评价标准被认为是对“文革”时期文艺评价标准中的教条主义和唯心主义的有力反拨，并且被看作是实现文艺民主化的有效举措，是从“一言堂”转向“群言堂”。但是，这里需要指出的是对文学活动过程中“群众”的主体身份的强调，并非是用“群众”的主体身份来取代其客体身份，而仅仅是指出作为客体的“群众”必然包含着主体性的一面，也就是客体中的主体。因而，文学的政治教化和道德教化功能依然是极其重要的一个方面，周扬在《文学要给人民以力量——在一九八○年全国优秀短篇小说评选发奖大会上的讲话》中就指出，“我们的文艺创作要致力于培养社会主义新人”，“赋予他们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发愤图强的力量，提高他们共产主义的精神境界和道德品质。这样，我们的文学就能给人以力量”。［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