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家主义派理论主张述评
【摘要】国家主义派的理论主张大致分为三个主要部分：首先是民族主义的诉求，寻求民族独立与民族崛起；其次是国家主义，国家主义同时体现了民族主义政治上建国的激烈要求，也表达了在国家构建上的主张；最后是全民政治的理想。可以说，国家主义派很好地表达了一个民族在寻求民族崛起和国家建设方面的建设性蓝图。
【关键词】国家主义 全民政治 国性
【中图分类号】G03 【文献标识码】A
近代中国处于新旧交替、东西冲突的风口浪尖，持续这一时代的主题就是如何使中国在这一前所未有的历史大变局中把握住自己的命运。萦绕在这一时期几乎所有中国知识分子脑海的始终只有三个字：“找出路”，为此，或求索于本土古典智慧，或借鉴发挥西方思想，不一而足。又由于当时中国积贫积弱，与西方发达的政治、经济文明相比明显不属于一个发展阶段，因此，后者的理论思潮就成了知识分子解决中国问题时的重要参照系。盛于20世纪20、30年代，以曾琦、李璜、左舜生、陈启天等为骨干的国家主义派便是其中之一，而且是比较有特色的一派。
目前大陆学界对国家主义派的原始资料搜集整理甚为有限，对其的专门研究更是少之又少，而且多从同一思维路径出发，对其评价定性几乎已成定式，多以负面评价为主。本文即试图以较为中立的立场，从国家主义派政治思想对近代中国政治的思考及所能给出的出路的角度出发，分析并评价该学派的思想特征。
民族主义诉求
李璜在《释国家主义》一文中详细解释了国家主义派所主张的“国家主义”一词的具体含义，为此还特意引用了法国辞典Nouveau Larousse与Larousse universel中关于所谓“国家主义”的定义①。在第一次提到“国家主义”一词时，李璜特意注明：Le nationalisme，在英文中即是nationalism一词，该词在中文语境中一般首先被认为是民族主义，其次才被认为可表示“国家主义”之意。此外在李璜文中，“国家”法文为La nation，即nation一词，在目前看来，国家作为一政治单位一般用state来表示，而nation在大多数时候用作民族之意。
国家主义派很清醒地意识到当时中国的险恶处境，外有列强压迫，内无国家统一。国家主义派有很多人曾留学欧洲，如曾琦、李璜等，这些人因此较为了解欧洲国家的历史，并将之与中国相比较。他们的一个发现便是，中国当时的状况很类似于两个国家：一是拿破仑时代法国压迫下的德国；二是普法战争后大败于普鲁士的法国。“战后德国因受凡尔赛条约之压迫及英法兵之久占其领土，感受痛苦甚深，于是以国家主义相号召的政党复盛于其国中。”而法国在1870年败于普鲁士后，“国家主义思想潮便也张大起来，风行全国。”②令国家主义派感到羡慕的是，这两个国家最终都得以“报仇雪耻”，于内完成统一重兴，于外驱逐强权，求得真正独立。而他们之所以取得成功即在于“国家主义”起了主导作用。
一般而言，民族主义在理论家笔下都是一种可怖的形象，通常都与暴力、专制、屠杀联系在一起，因此民族主义一词在很大程度都是一个贬义词，至少与人类的美好生活相距甚远。但厄内斯特·盖尔纳（Ernest Gellner）则从社会学和人类学的角度，分析民族主义的形成和内涵。在盖尔纳看来，工业化是民族主义产生的关键因素，工业化需要一个由国家保护的普遍的、世俗的高层次文化体系，而在工业化的过程中并不是所有的人类群体都能及时做到这一点，那些落后的部分为了自身的生存发展需要，而“创造”出统一的民族的意识和民族主义运动的需要，即为自己这一部分群体建立仅属于自己文化的国家，工业化同样是其唯一目标。这种解释方式可以给民族主义抹去不少贬义色彩，它让我们知道，民族主义即使最终表现很激烈和不宽容，但就其产生的因素来看却是相当中性或合理的，因为工业化、获得与其它人群相对平等的生活水平的要求无论如何都不能被视为罪恶。如此看来，回顾中国近代历史，民族主义作为一种思潮不仅是客观存在的，而且也是必然会出现的。甚至可以说，在中国近代出现的诸多思潮中，大多表现出了民族主义的倾向，富强救国的口号作为无可辨驳的共识就是明证。而在这些思潮中，国家主义派却是唯一一个将这种思想倾向和情绪集中而理论化地表达出来的思想派别。
根据盖尔纳的观点，民族并不是一个自然概念，而完全是一个政治概念。在盖尔纳看来，民族主义者的真正目标并不是所谓保护本土文化或种族纯洁性，而是建立起一个能够适应工业化要求的政治体（即国家），这一国家中的文化有其自身的特殊性但必须适应工业化的要求。中国文化中历来以国家为“天下”，虽然也有华夷之分，但由于中华之外的文明大多被认为是不值一提的野蛮人，所以中国的民族意识从来都不强烈。只是到了近代在与列强实力较量之后才不得不承认中国仅仅是诸文明国家中的一个，而且实力远较西方国家为弱。国家主义派对这一亘古未有的变化有着深刻的体会，他们认识到，虽然中国这时正处于诸民族弱肉强食的危急时刻，然而中国作为一个有着自己特殊文化的群体远未能像其它民族那样有着很强的凝聚力。因此，国家主义派感到当时首要的就是号召起国民的民族意识，使整个中国凝聚成一个具有战斗力的民族。这种民族意识被国家主义派称之为“国性”（nationality）。国家主义派的陈启天说：“我们深信振作国民的精神，激励国民的感情，团结国民的意志，以求洗刷国民的耻辱，在当今只有国家主义才能做到。”③也正是由于这一原因，国家主义派也将自己称作“醒狮派”，“我们的旗帜是‘醒狮运动’。什么叫做‘醒狮运动’？我们中国绰号‘睡狮’，我们中国四万万人就是四万万睡狮。……睡狮要求安睡，须得个个睡狮一齐醒来，合力扫清一切家内家外的小窃大盗。这件事情，我们就叫他‘醒狮运动。’换句话说，醒狮运动就是中国国家主义的运动。”④为完成盖尔纳意义上的“民族再造”，国家主义派理论中有三个方面值得注意。
首先，国家主义派虽与其它各派一样以国家富强为目标，但与当时很多论者，尤其是五四以后的论者不同的是，国家主义派并不因中国的落后而鄙薄传统文化。他们清醒地认识到，虽然中国以西方为师法的对象，但中国不可能抛弃自己的文化而全盘接受西方文化，而且更重要的是，试图这样做只会使中国失去自己的特质而必然沦为西方的附庸。曾琦和李璜在解释国家主义时都曾引用过这样一句话：“国家主义乃是疾视一切不以国家的旧信仰为根本的学说。”国家的旧信仰就是一个国家在长期的历史过程中所形成的传统和文化，它以各种形式内化到国民的灵魂之中和内心深处，使国民以其特有的行为、思考方式区别于其他人群，从而使整个国家和民族具备独立于其他民族之外的特殊标志。国家主义派非常反对以经济、物质利益的角度分析“国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