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安全视角下国家利益的理论与实践研究
一、国家利益的内涵及理论阐释
（一）国家利益的内涵
在以民族国家为最重要行为体的国际政治体系中，国家利益首先表现为国家生存与发展的基本条件，这是国家最根本的利益。为实现这一利益，国家会衍生出一系列的愿望和需求，并依此制定一系列政策目标，这些愿望、需求及由此确立的政策目标就构成国家利益的基本内容。由此可见，国家利益概念通常指国家相对其它国家而言的基本需求和欲求。它涉及政治、经济、军事、文化、生态安全等不同领域。
国家利益涉及国内政治和国际政治两个层面。从国内政治层面看，只有在政党政治转向国家政治，政治国家的合法性得到确认后，民族国家中的国家利益与统治阶级利益、国家利益与国民利益、国家利益与民族利益、国家利益与社会公共利益等几大利益关系才能得以区分和确立，国家利益意识才会凸现。从国际政治层面看，民族国家在政治、经济、军事和文化等方面的利益诉求和实现，事实上是在国际秩序语境下国家间的利益博弈。民族国家只有在现实的国际秩序下“合理”的利益诉求，才能获得国际社会的尊重和认同，国家利益才能获得最大程度的实现。
（二）西方国际政治理论关于国家利益的阐释
自民族国家诞生以来，国家利益问题从来就是现代国际政治的一个核心问题，也是西方国际政治理论研究的一个重要内容。西方现代国家利益理论主要包括现实主义、自由主义与建构主义三种主流理论体系或范式，各种理论体系都试图对作为国际政治研究核心概念的国家利益提供不同的解释模式：即物质权力、国际制度和政治文化分别是现实主义、自由主义和建构主义实现国家利益的必经途径。
1.现实主义国家利益理论。现实主义认为，国家作为一个政治共同体，最核心和最关键的问题，是它的生死存亡，是维系、持续和扩展它的存在，因此，国家安全就成为国家利益的根本点。为了保证国家安全，权力和财富就成为两个最主要的手段，特别是权力，政治与军事上的权力，具有根本性的意义。与此相对应，现实主义者主张优先发展军事权力等相关事业，在与周边国家和国际关系方面则强调国家权力支配的原则，认为国际秩序的格局是以国家实力，特别是军事实力为依据的。在这种无政府的国际秩序中，强权就是公理。国家为了保证其安全与存续，就必然要追求权力，发展军事，积累财富，追求霸权。
2.自由主义国家利益理论。自由主义理论并不否定国家利益以权力、安全和财富等为基础，但更关注其取得的合法性与正当性。认为和平是国家间政治的核心目的，战争只能是一种负价值。相对于现实主义对于（军事）权力的强调，自由主义把经济和文化的繁荣与发展视为政治社会的主要动力。与现实主义的无政府状态理论预设不同，自由主义强调国际政治的实质并不在于国家间的冲突，而在于作为国家公民的个体之间相互订立的跨越国家界限的社会契约。
3.建构主义国家利益理论。在国家利益观上，建构主义考虑的是国际体系的文化性结构对国家利益的建构作用，认为国家利益不是外生于社会结构，而是由国家行为体作为施动者在一定的条件下通过体系结构建构出来的。因此，建构主义关于国家利益的最重要的结论就是国家利益是通过文化建构出来的，物质权力本身需要通过观念而赋予意义，因此，国际体系的结构就是国际共有观念的分配。
二、国家利益的基本内容
（一）国家利益的基本内容及其拓展
在主权原则确定后的近五百年的现代国际关系中，国家作为最重要的国际行为体，其利益的追求和实现一向基于军事、政治、经济和文化四大类权势。当然，这四类权势是受到时间和空间限制的。随着时代的发展，权势的不同要素间此消彼长。在冷战时期，国家利益的重点在生存的维护上，与之相适应，军事权力一直处于核心地位。而随着冷战的结束和全球化趋势从经济领域迅速地向政治、军事、文化等领域扩展，以经济、文化等为代表的非军事权力在国家利益实现中的作用和地位不断上升，经济权力和文化权力成为国家利益的重要内容，国家基本利益的边界在不断的调整和拓展。
（二）国家利益中的文化因素
文化手段和政治、经济、军事手段一样，不但是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外交政策的组成部分，在大国间军事作用有限的情况下，特别是在现代核战争中，无法严密保护本国不受报复的情况下，文化手段有其成为美国穿越障碍的一种更加重要的强大的渗透工具。全球化使国家利益中的文化因素上升，这是由文化的功能和作用决定的。文化因素对于国家利益的功能主要有三个方面：文化是推行或者反抗霸权的重要手段和依托；文化影响力是全球性大国自我实现的基本内涵；政治文化是建构国家利益的基本力量。
对于文化因素在国家利益中的地位，美国政治学家约瑟夫·奈提出的以文化为中心的“软权力”概念，是这一领域研究的一次重要理论突破。奈认为，软权力是一个国家的文化与意识形态诉求，它是一种通过吸引力而不是强制力获得理想结果的能力。软权力通过精神文化和道德价值，影响、诱惑和说服别人相信或同意某些行为准则、价值观念和制度安排，以产生拥有软权力一方所希望的过程和结果。
（三）国家利益中的意识形态因素
冷战期间，以美苏两个超级大国为核心的两种不同社会制度和价值观念在全球进行了激烈的交锋，使意识形态成为国家利益的基本因素。冷战结束后，雅尔塔体制的坍塌宣告了以意识形态和军事角逐为主要特征的冷战时代的结束，资本主义意识形态在一定程度和范围内占据了优势态势。从全球来看，与国家的经济利益、地缘战略利益相比较，意识形态对抗处于次要地位。但是从个别国家和局部地区而言，尤其是中美两国之间，意识形态对抗和冲突依然存在，在某种意义上还有所加强。
尽管国际和国内主流国际政治理论都认为，意识形态因素已经弱化，不再属于基本的国家利益构成，但是由于中美之间国家利益、政治制度、价值观念、民族文化等方面存在巨大差异，以及中国快速的和平崛起，使得失去对手的美国政府把中国列为了潜在的对手，遏制成为美国对华政策的核心内容。由此，冷战的结束只是结束了以冷战为形式的意识形态的斗争，在中美关系中，意识形态斗争仍将以不同的形式继续存在，一定意义上还会更加尖锐。在美国政治、经济、军事和文化权势处于绝对优势地位的情况下，意识形态因素构成中国国家利益的基本内容。
三、文化安全主题与国家利益维护
自欧洲三十年战争结束成为近代国际关系的开端，并产生了以主权为本质属性的民族国家（nation-state）开始，国家利益就成为所有国家行为的起点和国家生存和发展的前提条件。因此作为国家安全重要组成部分的文化安全离不开国家利益，必须从国家利益的角度出发界定和实施国家文化安全。政府行为必须以国家利益为依据，文化安全战略必须以国家利益作为检验政策效果的标准。
（一）民族文化认同安全：建构国家利益的基本手段之一
正是由于文化差异的存在，世界文化才呈现出丰富多彩的色彩。源于民族文化差异而产生的“文化认同”，是指“民族群体和个体对本民族价值的笃信，对本民族生活方式、历史命运的理解和关注以及对族际关系的共识等，一般而言，民族文化系统的深层意识就是该民族的文化认同意识，它支配着人们的一般文化观念和价值观念，以及由这些观念而采取的社会文化行为。在对其他民族文化做出反应时，这种文化认同意识会使该民族的群体和个体产生强烈的自我意识和向心归属情绪，对外防范、对内认同，文化系统的排他性和内整性由此而生。”民族文化认同的维护，是个人利益和国家利益之间的桥梁，是此民族区别于彼民族、此国家区别于彼国家、此国公民区别于彼国公民的基础，主要包括大众文化和政治文化两部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