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民党“党义”混乱及其后果：全面从严治党的一个参照
摘 要：迈可·曼关于“国家能力”的理论，对研究中国政治颇有启迪。一个政府或政党拥有了国家权力，并非就具备了“国家能力”。国民党建立了一党专政的“党治国家”，尽管在形式上垄断了国家的各项权力，但是其党义的混乱，不仅致使其内部派系纷争，而且加大了民众对其政权的疏离。国民党国家能力的弱势，终于加快了国民党政权在大陆的覆亡。国民党国家能力的弱势，给中国共产党人以深刻警示。
关键词：党义;从严治党;政治认同
中图分类号：D69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9-5381（2015）06-0118-07
一
在20世纪80年代后期，英国学者迈可·曼（Machael Mann）首次提出了“国家能力”这个命题：国家能力就是国家的基础性权力（infrastructural power），是國家事实上渗透市民社会，在其统治的领域内有效贯彻其政治决策的能力（capacity）。[1]换言之，国家能力就是国家在管理社会和国家的公共事务中能够得到广大被管理民众所认可、认同的，并得以有效运作或有效实施的公共权力。一个政府或政党拥有了“国家权力”，并不一定就具备了“国家能力”。“国家权力”的拥有者只有把“国家权力”转化为治国理政的各项政策或措施，并且这些政策或措施得到了被统治者（或被管理者）的认可或认同，“国家权力”拥有者（国家的政治统治者）才具备了“国家能力”。被统治者对统治者的政策措施的认可、认同程度的高低及其范围的大小，就是考量统治者“国家能力”的“大小”或“强弱”的标准。如果统治者对权力的过分痴迷而忽视了民心的皈依，其国家能力势必弱势。
近代以来，中国学人在分析传统中国政治时，也曾有过一些颇为矛盾的观察：严复以及不少自由主义学者强调在专制主义权力下，人民缺乏自由;而孙中山等人则看到传统专制主义权力下，人民缺乏国家观念，自由太多，国家缺乏对社会的整合与组织。迈可·曼的研究，有助于我们理解这两种似乎矛盾但实际上并不矛盾的观察，因为它们所描述的恰恰是传统中国国家政治的两个基本特征，即国家管辖范围的宽泛与国家实际渗透社会能力的软弱。也就是统治者拥有的“国家权力”太多、太大，“天下事无小大，皆决于上”。反之，广大被统治者对统治者的各项治国理政的政策措施的认同、认可的范围却不大，程度也不高，甚至反感。英国学者约翰·豪（John Hall）也对这一普遍存在于传统帝国的政治现象作过分析，他指出，有的论者强调了“传统帝国”的强大，有的论者强调了“传统帝国”的软弱，其实这两者都是现实存在的，强大表现于它们的宏伟遗址、它们的专断、它们对人的生命的轻蔑——掩蔽了它们的社会软弱性，软弱则表现在帝国对社会秩序无能为力。[2]这种政治权力（主要表现为系统的暴力机器和官僚机构），在缺少有效政治认同的条件下，即使再强大、再专断，也“无力深入渗透、改变并动员社会秩序”，因此其国家能力也是弱小的。
基于“国家能力”的分析视角，我们就可以对国民党政权在抗战胜利后的迅速败亡的根本缘由，得出一个较为准确的分析。只要我们仔细分析国民党从1928年年底在形式上完成对中国统一到1949年在大陆统治结束这21年的历史，就可以发现这一时期在中国执政的国民党尽管建立了“一党专政”的“党治国家”，尽管在形式上垄断了国家的各项权力，但其“国家能力”始终处于“弱势”状态。至于国民党政府对农业、农村和农民问题的漠视，对各地地方实力派军阀“坐大”的无可奈何，在国际上“无外交”的“弱国窘态”，以及各级政府及其官员的腐败和军事战略战术的错误，不过是国民党政府“国家能力弱势”的具体表现形式。
国民党政权“国家能力”的“弱势”，归根结底是国民党执政能力的“弱势”。早在1939年，蒋介石就意识到了这种“弱势”，他曾多次在党的大会上公开申戒：“我们的党差不多已成为一个空的躯壳而没有实质了，党的形式虽然存在，但党的精神差不多是完全消失了”，“到了现在，本党差不多是奄奄一息，沉寂无声，一般民众不仅对本党无信仰，而且表示蔑视。”[3]1215-1218但就是这个“弱势的执政党”，不仅建立了国民党一党独裁的“国民政府”，还成天在鼓吹“一个主义、一个政党、一个领袖”的“高论”，并建立了数量庞大的“党治军队”来维持其独裁统治，甚至还打着“训政”的旗号极力维护一党专政的“党治国家”模式。国民党政权这些 “做派”看似强大，但依然掩蔽不了这个政府“国家能力”的弱势，掩盖不了这个执政党的“弱势”。
人文天地
马业勤：国民党“党义”混乱及其后果：全面从严治党的一个参照
政党的生存和发展，除必须具备政党组织、政党领袖、政党社会基础等硬件外，党义、党德、党风等对于政党的兴衰成败也起着决定性的作用。所谓党义，是指一个政党的指导思想和所奉行的思想意识形态;所谓党德，是指千千万万个政党成员的品质所凝聚体现的政党道德形象;所谓党风，是指全党包括党的各级组织和党员个人在政治、思想、组织、工作、生活等方面体现的态度和行为，并相互感染而形成的作风。[4]国民党“国家能力”的弱势，其表现是全方位的，但国民党“党义”（即指导思想，也可称为“党魂”）的混乱是其重要表现之一，由此也就带来了不可避免的党德败坏、党风不正以及党力不振，使得国民党政府的国家治理和社会治理难以获得广大民众的认同——显现出国家能力的弱势。
二
一个政党的指导思想及其所奉行的思想意识形态，也即党义，实质上是一面向全社会公开张扬的旗帜，它不但起着凝聚自身党力和论证自身政治统治合法性的巨大功能，而且还起着吸引民众、争取民众、壮大自身政治基础的强大功用。
在历史进入20世纪20年代后，孙中山在俄国“十月革命”的感召下，尤其是在俄国布尔什维克党的严密的组织纪律性和顽强战斗力的感召下，大胆吸取了苏共“民主集中制”的组织原则，萌生了“以党治国”、“以党治军”的“党治国家”理念。如何“以党治国”呢？就是孙中山反复强调的“以党治国，并不是用本党的党员治国，是用本党的主义治国”[5]。南京国民政府成立后，蒋介石在1928年7月的一次讲话中，再次强调：“以党治国，并不是说以党员治国，是以党义治国。”[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