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年来中共“三大”研究综述
【摘 要】自纪念中共三大召开80周年以来，学术界围绕“三大”的会址、议题、评价，“三大”与党的建设、与共产国际的关系等进行了深入研究，取得了不少突破和新成果，并呈现出一些新特点，综述其要将为今后的进一步研究提供参考。
【关键词】中共三大；研究成果；综述
中共三大作为中共成立以来第一次公开举行的全国代表大会，在中共发展史中占有极其重要地位，一直备受中共历史学界关注。特别是在2003年“三大”召开80周年和2006年中共成立85周年暨“三大”纪念馆落成之际，更是出现了对“三大”研究的高潮，涌现出一批高质量的研究论文，本文仅就管见所及作简要综述。
关于“三大”会址
有关“三大”会址的研究，近年来学者主要围绕着“三大”的具体会址及何以选择在广州召开，进行分析论证。
1、“三大”会址的考证。“三大”具体会址从1971年开始调查到2006年最终确认，经历了一个漫长的过程。洪霓认为，大致经过了寻找线索、初步确定、最终确定和考古勘察四个阶段，尤其是考古勘察，不仅确认了“三大”召开的原址，而且为恢复旧址奠定了科学依据。①舒顺龙阐述了确认会址的一些细节，认为“三大”亲历者徐梅坤起了关键作用。徐梅坤应邀来穗后寻访辨认，确认原址即现在的广州市恤孤院后街31号，而当时广州市档案馆新发现的史料也恰好印证了他的说法，②故三大会址的认定应该无疑。
2、“三大”在广州召开的原因。“三大”是迄今为止唯一在广州召开的党的全国代表大会，为什么选择广州？学者们从不同的方面进行了分析，总结起来主要有以下三个方面的原因。第一，从广州自身独特的条件来看，“广州是当时中共领导人和共产国际代表开展革命活动的重要地区”，是“中国革命的大本营”、“中国革命的红色之都”。同时，广州稳定的政治形势和日益壮大的革命力量，“为大会的顺利进行和圆满完成会议的各项任务提供了安全的保证”。③第二，从共产国际的战略重心来看，当时苏俄和共产国际对华战略重心已经南移，以孙中山为首的国民党已经是其拉拢团结的对象，要求中国共产党与国民党合作早已成为了共产国际的对华方针，中国共产党作为共产国际的支部不得不听命于苏俄、共产国际的指示，积极配合其战略重心的转移。第三，从国共两党的现实情况来看，当时的国共两党都是革命性质的政党，都有发展力量、开展革命活动的需要，因而“都有实现两党合作的共同意愿，这使中共三大在广州召开具有可能性”。④
关于“三大”议题
“三大”的中心议题是讨论共产党员以个人身份加入国民党、建立革命统一战线，但与此相关的国民革命、国共合作和农民问题等，也颇受学界重视，一些研究者通过深入剖析，提出了许多新观点。
1、关于国民革命。黄振位认为在中共历史上，“三大”首次公开提出了“国民革命”口号，“反映了当时国共两党和全国人民共同进行这一革命的意志和愿望”，对于国共合作的形成和国民大革命的开展具有重要的意义。他进一步考查了这一口号提出的来龙去脉，指出国民革命这一提法最早是孙中山使用的，“反映了他已经把革命矛头直接指向国内军阀和帝国主义”。随着对华政策的调整，苏俄和共产国际在中共“二大”至“三大”期间对中共的指示中，进一步明确了国民革命的概念，同时对国民革命的具体内容也作了阐述。随着中共“三大”对该口号的公开提出，孙中山、共产国际和共产党三方关于国民革命的根本任务的看法已趋于一致，国民大革命的伟大实践已呼之欲出。①姚曙光在仔细研读了“三大”的大量文件后，认为国民革命问题才是“三大”的中心议题，国共合作的原则和方式只是国民革命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是从属于这一议题下的一个子目。②
2、关于国共合作。国共合作问题由于涉及到对“三大”的评价，一直都是学者们关注的焦点，主要聚焦在合作有无必要以及用什么方式合作两个问题。对于第一个问题，学界已基本形成共识，即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国共合作具有历史必然性。杨雪从四方面展开论证，认为列宁的民族殖民地问题理论是合作的理论基础；近代中国社会的主要矛盾和反帝反封建的斗争是合作的政治基础；国共两党对中西文化的共识是合作的文化基础；两党对国家民族利益的体悟是合作的思想基础。③有论者则从当时国共两党面临的具体环境探讨指出：一方面，一战后列强在加紧对中国经济掠夺的同时，加强了对中国的政治控制，“打倒列强，铲除军阀”成为全国人民的共同愿望；另一方面，“二七”惨案使中共认识到建立反帝反封建同盟的紧迫性和重要性。因此，国共合作既是中国社会历史发展的必然，也是国共两党从国家民族利益出发作出的正确选择。④
对于国共合作方式，目前学界存有争议，大体可以归结为三种观点。一是肯定说，这也是党史学界的传统观点。由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编著的《中国共产党历史》指出，党内合作是“三大”主要的历史功绩，因为它是当时以孙中山为首的国民党所能接受的唯一合作方式，不仅能够在孙中山的旗帜下，广泛发动群众，推动国民革命的历史进程，而且有利于改进国民党，为中共的锻炼和发展提供广阔的政治舞台。⑤二是否定说。持该观点者认为，党内合作损害了中共的独立性，限制了中共对革命的领导权，是国民大革命失败的主要原因。韩广富、吕玉莲从三个层面对此进行了论证，认为从提出的依据来看，党内合作是建立在马林片面高估国民党的革命性和力量基础之上的；从共产国际采纳这一方式的原因来看，党内合作是共产国际基于苏俄的战略利益而推动国共两党合作不得不采取的合作方式；从孙中山坚持“党内合作”的目的来看，孙中山是在不承认共产党的平等地位前提下，把共产党当作“新鲜的血液”以党内合作的方式去拯救正在“堕落”的国民党。⑥三是折中说。持此说者认为，应该把党内合作放在特定的历史背景下进行客观理性地分析，既要看到其历史必然性，又要认清其历史局限性。吴九占、李付安就认为，一方面国共两党有合作的思想、政治基础，因而党内合作是国共两党的历史选择；另一方面，随着国共关系的发展，党内合作存在着的影响中共独立性，束缚共产党人手脚的弊端也开始显露出来，因此党内合作不是当时国共合作的最好方式，但是唯一的方式。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