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1—2013年海外关于中国现实问题研究的述评
摘 要：近三年来，海外学者对于近代以来中国的研究出现了更广更深的趋势，不再是集中于近代政治史领域，而是更为关注随着中国经济发展而出现的社会和环境问题，研究方法更多的是采用实证性研究，以图通过考察数据来发表看法。梳理海外学者对于近代以来中国政治、经济、文化、社会以及生态文明五大方面研究的关注点的变化无疑有助于我们自身理论与实践的进一步完善。
关键词：海外;中国学研究;研究方法
中图分类号：D60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2-2589（2014）36-0017-05
随着全球化的发展，越来越多海外学者开始关注中国问题，特别是对于近代以来的中国的现实问题，也展开了更为广泛和深入的研究。这些研究并不能只是被视为中国学研究在海外的延伸，因为海外学者往往有着与内地同行不同的视角、切入点或是不同的资料来源，所以，他们的研究可以为我们的学术研究乃至政府的决策提供不同层面的参考。综合近三年的研究数据，海外学者的研究重心出现了一些变化。据不完全统计，①近三年来海外学者在近代以来中国政治、经济、文化、社会及生态文明五大方面的研究数量（含论文及专著）比例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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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表显示，除了综合性研究外，海外学者对于中国政治方面的研究仍然保持热忱，但是，值得注意的是，他们对于近代以来中国经济和社会方面的关注度也很高。包括美国前国务卿基辛格（Hey Kissinger）、美国中国问题专家沈大伟（David Schambaugh）、哈佛大学教授托尼·塞奇（Tony Saich）等国际知名学者。他们注重研究中国的现实问题，更关注这些现实问题的历史延续性，他们的著作《论中国》、《中国共产党：收缩与调适》以及《全球市场中国村：新集体与农村发展》等都反映了这些研究特色。而《中国季刊（The China Quarterly）》、《现代中国（Modern China）》等期刊近三年来也刊登了大量聚焦中国现实问题的文章，比如德国蒂宾根大学的安娜·阿勒斯（Anna L. Ahlers） 与冈特·舒伯特（Gunter Schubert）在2013年底发表的《战略模式：三个中国乡村中的“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1-2]。
一、海外学者在五大方面的研究重点与特色
（一）综合性研究
海外学者往往着眼于中国对世界的影响，尤其是美国学者，更侧重于中国的发展对于美国的机遇与挑战[3-4]。其中，最突出的代表作莫过于美国前国务卿基辛格的《论中国》，这是他唯一一部中国问题专著，目前已有中译本。此书的特别之处就在于他作为历史亲历者的身份，因而，该书的内容自然也比较侧重于他所熟悉的中国的外交政策。而2011年他在芒克辩论会上就“21世纪是否属于中国”与其他学者所进行的辩论也被汇编成书[5]，他在这场辩论中更多的是指出中国当前所面临的问题，对我们不无借鉴。当然，不可避免的是负面的声音依旧存在，特别是中国威胁论的观点，比如《华盛顿时报》的首席军事记者比尔·格茨在2013年出版了名为《中国的威胁》[6]的书，但此人被认为20年来一直编造有关中国的假新闻[7]，所以并不能代表海外学者的普遍观点。这也说明海外从事中国研究的学者的成分、层次的复杂性。与中国威胁论相对的是，美国中国问题专家沈大伟的新书《中国走向全球：不完全大国》阐述了中国正是因为存在着这样那样的问题才无法成为真正的大国的观点。但《金融时报》的专栏作家吉迪恩·拉赫曼（Gideon Rachman）评论说沈大伟的观点并不值得信服，认为中国的强大经济可以克服很多问题[8]。不过，牛津大学中国奖学金基金会主席谭宝信（Timothy Beardson）的《蹒跚的巨人：中国未来面临的威胁》[9]与巴黎政治大学国际事务研究中心主任杜明（Jean-Luc Domenach）的《中国之不确定未来》①表达了与沈大伟类似的观点。由此可见，海外学者着意探讨中国当下和未来在世界上的位置。
（二）政治方面
海外学者仍然把注意力集中在中共党史与共和国史部分，包括思想改造运动、“文化大革命”以及上山下乡。比如，沈大伟的《中国共产党：收缩与调适》既回顾了20世纪90年代以来西方学者关于中国共产党的分析框架和预测，又对近二十年来中国共产党在组织和思想的建设举措提出了详尽的分析，不乏中肯的评述。
海外学者虽然在政治方面的关注点变化不大，但他们的材料利用和研究角度相当创新。比如日本京都大学人文科学研究所副教授石川祯浩（Ishikawa Yoshihiro），他一向侧重于1949年前的中国社会研究，尤其是早期中共研究，他认识到中共研究中的一个严重问题就是大多依赖回忆录，因而他在著述《中国共产党的成立》一书时试图多利用确凿的一手史料。而美国首都大学历史学教授亚历山大·潘佐夫（Alexander Pantsov）和蒙大拿大学莫林与迈克·曼斯菲尔德中心高级助理研究员斯蒂夫·莱文（Steve Levine）敢于在多位学者之后再次着笔描绘毛泽东[10]的原因就是他们挖掘了大量从前从未披露，刚刚解密的俄文资料。此外，有些学者的研究角度也很特别。比如，安源对我们而言就是工人运动发源地，哈佛大学政治学教授裴宜理（Elizabeth Perry）却分析了历史上中共对于安源的宣传，从而探讨了中共对于文化资源的部署和利用[11]。
另外，近几年的一个新趋势就是对于中国当前政治制度的研究。比如耶鲁大学政治学副教授皮埃尔-弗朗索斯·兰德瑞（Pierre-Fran？觭ois Landry）研究了中央对于地方政府的管理[12]，瑞典乌普萨拉大学（Uppsala University）政府系研究员奥斯卡·阿门（Oscar Almén）则研究了人民代表大会制的实施[13]。
（三）经济方面
代表学者不可不提现任加利福尼亚大学洛杉矶校区历史系教授黄宗智（Philip C. C. Huang），他在中国农村经济史研究方面曾做出卓越贡献，近年来更看重为中国的现实问题寻找出路，而且展现出将经济史与法律史贯通的趋向[1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