英国伦敦1851年举办的第一届世博会,展示了大英帝国鼎盛时期的奢华。在那届世博会上,英国最好的展品,就是展厅本身“水晶宫”。美国费城1876年举办的世博会,则是真正的历史性事件,它向世界展示了美国政治经济制度的成就,对19世纪后期和20世纪世界政治经济走向产生深远的影响。当今世界比历史上以往任何时期都更加壮观。伴随中国的迅速崛起,上海世博会恰逢其时,将向世界全面展示中国政治经济制度的新成就。其历史意义,应当更大、更深远。
展现中国制度的内在特征
任何事物的真正特征,都不是当它处在落后时期或衰微时期所能显现出来的,必须是在它的上升时期或达到高级阶段时,才能够充分地展现出来。中国是世界文明古国,“先天性”财富原本不差,资源和物产都很丰富,地理位置优越,身处亚洲的中心,东南西北都有外部经济力量相联结。过去200年里,中国之所以积弱不堪,从外部而言,是由于世界变革所导致的必然结果。从内部而言,首要因素则在于“社会性”财富匮乏,国民所受到的教育水平过低。新中国成立以来,中国在教育方面取得了最了不起的成就,除“文革”时期外,思路一直都很明确,讲建设,讲科技,讲“又红又专”。近二三十年来,尤其是互联网普及之后,中国国民的学习渠道大开,无论是城市人口还是农村人口,整体的教育水准和文化素质均有很大的提升。中国之所以能够在经济上和政治上取得前所未见的成功,可能首先要从这个方面来看。因为这是工艺和制造业的基础,是一切“社会性”财富最重要的源泉。
个别的人和个别的集团,常常会由于过分追求自身的利益而迷误,但一个国家却决不会长久地迷误下去。因为每个国家的政府都必须从长计议,维护整个国家和整个民族的利益。中国仅用30年时间,便从一个贫穷的国家跃升为经济大国。实现这种飞跃的力量,目前还很难准确地加以概括。从内部而言,发挥大型国有企业作用,加强铁路、公路、水坝、桥梁等基础设施建设,加大石油、煤炭、电力等能源保障,追赶信息产业、航空航天等高技术领域世界先进水平。与此同时,制定规划,严格控制金融和信贷,都是非常突出的特征。从外部而言,则加强对外经济合作,走地区一体化道路。在这个外向战略中,国有企业同样发挥着重要作用。
世界一旦发生了变化,理论和构想也必须跟着发生变化。中国政治经济制度已经从各方面在展示着它的特征,并带动着整个亚洲地区。今年1月1日,中国与东盟间的“自由贸易协定”正式生效,中国和东盟国家之间的多种商品互免关税,经济一体化程度将达到一个新高度。此外,海峡两岸也已就启动《两岸经济合作框架协议》(ECFA)谈判达成共识。由于日本和韩国与中国台湾之间存在着竞争关系,如果两岸签署ECFA,预计日、韩经济界要求签订“中日韩自由贸易协定”的呼声将进一步高涨,这无疑会加速东亚经济的统一进程。与此同时,“中国-中亚天然气管道”工程即将全线完工。通过这条管道,中亚腹地的土库曼斯坦、乌兹别克斯坦和哈萨克斯坦等国的经济,将与中国和东亚经济更深地融入到一起。从目前的发展态势看,亚洲经济一体化的原动力不可能是政治联盟,也不大可能是货币联盟,最大的可能是中国的巨大市场。东北亚、东南亚、南亚及中亚的各个国家和地区,相互之间围绕中国市场而形成的复杂竞争关系,将推动亚洲经济一体化和亚洲崛起的进程。在这一进程中,中国政治经济制度的内在特征也将会得到更充分地展现。
两个鲜明对照的长期趋势
中国政治经济制度的内在特征进一步充分展现,背后有一种难以准确言说的历史规律。
世界经济从来都不是各国、各地区经济简单的总和,而是一种现实,即世界市场对各国家和地区市场的统治。不同国家尽管各有自己具体的经济特点,但无论这些特点有多么显著,都必须越来越服从于世界经济,更紧密地成为世界经济的组成部分,以便从世界市场中获取本国所缺乏的各种经济资源。换句话说,单个的国家经济只是世界经济的物质基础,在它们之上,还有一个占统治地位的上层建筑,它决定着世界经济从一个阶段发展到更高级的阶段。世界经济越向前发展,世界市场对各国市场的统治就越有力,也越专横。
在现代世界经济结构中,存在着“二律背反”问题。最发达的资本主义经济所追求的是财富的增长,但这一过程的实现,又必然促成“欠发达地区”生产能力的扩大。在过去的几十年里,美国大量的制造业产业转向对外投资,把企业转移到欠发达国家,以利用这些地区更大量的也“更便宜的”劳动力,这一结果,导致美国国内制造业基础的衰落。这两个鲜明对照的长期趋势,最终会进一步导致整个世界范围的社会、政治、经济、文化和军事斗争局势的大转变。在这一巨大的转变过程中,“中国政治经济制度”的特征也将随之愈加清晰地显现出来。
关注“中国政治经济制度”的同时,我们不妨回顾一下近代以来叱咤风云的“美国政治经济制度”。“美国政治经济制度”一词,是19世纪德国经济学家李斯特最先使用的。19世纪20年代和30年代,李斯特在美国工作和考察期间,认识到美国作为一个新兴的陆上大国与欧洲旧的海上强国不同,所实行的是一种新的政治经济制度。这种制度是建立在人文主义世界观和科学基础之上的,认为人是最高级的生命形式,人最重要的价值在于创造性,因而能够在改造客观世界中实现自我发展。国家应实行有利于培育具有更高的技术水平和文化素质的、更有创造性的生产性力量的政策,强调全社会的整体福利,政府对信贷进行有效控制与管理,社会更加重视科学和工程技术的应用,尤其是运河和铁路建设。李斯特也发现,运河和铁路等基础设施,对于美国这样的陆上大国而言,其重要性远远超出海上强国。
南北战争结束之后,随着美国西部开发和铁路建设,美国经济急速地发展起来,铁路沿线的城镇如雨后春笋般涌现。美国丰富的煤、铁、石灰石和有色金属等自然资源,也为工业发展提供了极为有利的条件。1876年费城世博会展出的所有新成果中,最重要的就是铁路。当时俄国科学界领袖门捷列夫亲自参观了费城世博会,并会晤了许多美国科学界人士。门捷列夫深切地认识到,铁路对于俄国这个地域辽阔无比的国家具有决定性的意义。它不仅可以最有效地解决运输问题,而且将会把整个国家更密切地联系起来,改善国家的政治和社会组织系统,从而真正成为一个现代国家。门捷列夫回国后,立即着手从美国引进技术和工程师,修建横贯东西的大铁路。当时世界上许多国家,包括德国、法国和日本,也都从“美国政治经济制度”中得到了重要的启示。孙中山的“三民主义”和《建国方略》中的核心思想,也来自于“美国政治经济制度”。
20世纪30年代,罗斯福总统领导下的美国恢复了美国政治经济制度,并进行了一场革命性的经济大变革,大规模地进行基础设施建设,修建运河、水坝、电站和公路。在这些基础工程的项目建设中,促进了大量最新科学技术成果的运用,带动了钢铁、水泥、砖瓦、玻璃、汽车、工程机械设备等制造业的发展。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美国迅速发展起了铝、镁、合成橡胶等新的工业部门,开辟了雷达、原子能、青霉素等新的科技领域。钢铁和机床等原有工业部门也得到了升级。在不到5年的时间里,美国总体经济规模就翻了一番。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美国成为世界上最伟大的工农业强国,也是有史以来最伟大的陆上强国。
陆上强国的时代
如果以更加深广的视野观察现代中国的崛起,我们可以看到一种有利的历史趋势:人类早已进入陆上强国的时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