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家利益:苏俄对在华合作者的选择
提要:20年代初,苏俄的对华政策具有双重性,一方面要推进中国革命,另一方面要与中国建交并维护苏俄在华利益。为此,苏俄在中国选择能协助其实现上述双重目标的合作者。苏俄最初选择掌握北京政府实权的吴佩孚为合作对象,后又极力促使吴佩孚与孙中山联合组成亲俄政府,最终转向实力和地位不断上升的孙中山,从而既在中国找到了革命伙伴,又在自己最关心的国家利益问题上找到了解决出路。
众所周知,本世纪20年代,苏俄及共产国际在中国寻求合作者有一个曲折的过程。先是倾向与吴佩孚合作,继而转向孙中山并最终选择了他和国民党。为什么如此?多年来史学家常常偏重于从苏俄援助中国革命的角度观察问题;对于苏俄外交策略及其在华利益在这一过程中的作用,虽有所涉及,但尚未深入研究。
当时的苏俄对华政策有两方面。一方面,苏俄希望推进中国国民革命,进而推动东方革命,以便沉重打击帝国主义的后方,摧毁帝国主义的殖民体系,从而推动世界无产阶级革命。为此,苏俄需要在中国寻找盟友,组织能够在俄国共产党人支持下进行反帝斗争的力量。另一方面,苏俄仍然要同当时中国的合法政府--北京政府,甚至地方军阀保持外交和经济关系,从而保留沙俄在中国遗留的部分特权,维护苏俄国家利益。苏俄的这双重目的就构成了其对华政策的双重性。人们可以看到,苏俄在与中国各派政治力量发生关系时,始终围绕上述双重目的旋转。在许多时候,其国家利益被放到了第一位。1
一、苏俄外交策略及其在华利益十月革命后,苏俄为了打破美、英、法、意、日等协约国的封锁,巩固新生政权,并确保其远东边界的安全,力图协调与改善同邻国的关系,争取他们的外交承认。自然,中国,这个最大的邻国成为苏俄外交的重点。
⒇当时,中国北京政府由皖系军阀段祺瑞掌握,追随协约国,不承认苏俄政府,允许老沙俄外交人员继续在中国行使权利,仍然将庚子赔款交给沙俄使馆。同时,在日本诱逼下,北京政府于1918年5月与日本签订《中日陆军共同防敌军事协定》和《中日海军共同防敌军事协定》,共同反对苏俄。随后,大批日军开入中国东北,成为苏俄在远东的极大隐患。苏俄政权不希望中国继续同沙俄保持旧的外交关系,成为旧俄残余势力的据点;也不希望北京政府长期亲日拒俄,出现中日联合对付俄国的局面。因此,苏俄两次发表对华宣言,又接连派出使团与中国交涉,力求改变北京政府的对俄态度,希望它驱逐旧俄代表,与自己建立新的外交关系。
苏俄急于和北京政府谈判,不仅是想得到外交承认,以保证其远东边界的安全,而且还想获取一些重大利益,具体说来,主要是外蒙古问题、中东铁路问题等。苏俄政府在对华宣言中宣称要放弃沙俄侵华权益,与中国签订新的平等的条约,但是,一涉及具体问题,就违背宣言的原则,在外交谈判中采取强硬政策,力图继承沙俄的一部分在华特权。这些问题,涉及中国领土主权,损害中国的利益,因此,中俄谈判长时间不能达成协议。
外蒙问题是苏中交涉中最大的障碍。为了消灭流窜到中国外蒙古地区的沙俄白匪军,苏俄红军和远东共和国军队在未经中国政府允许的情况下,于1921年5月进入外蒙古地区。6月15日,苏俄外交人民委员契切林致电中华民国外交部,声称此乃"俄共和国为协助中国起见,去除匪徒"之举,"一俟大功告成,俄军即退出蒙境" 2。但实际上,在苏俄的扶助下,蒙古正式成立人民革命政府,并声明不再承认中国的宗主权;11月5日,俄蒙又签订条约,承认外蒙独立,而且,根据协定,红军在蒙古的逗留时间无限期延长。
中国民众对苏俄政府的做法表示强烈的不满,纷纷要求俄军从蒙古撤出,北京政府也在中俄谈判中多次进行交涉。然而,苏俄一方面表示承认蒙古是中国领土的一部分,声称对蒙古绝无侵占之意,另一方面,却找出种种借口,拒不撤兵。
中东铁路问题是双方着重讨论的第二个问题。中东铁路是沙俄根据不平等条约在中国东北境内修筑的铁路线。苏俄第一次对华宣言曾宣布愿将该路无条件归还中国,但第二次对华宣言即有所退步,宣称要"为苏俄需要另行签订使用中东铁路办法的专门条约" 3。中俄双方就中东铁路的路权问题进行了多次谈判,北京政府提出可以现金或债务将其收回,并商议运输章程,给俄国以优惠待遇,遭到俄方拒绝。
苏俄出于同中国改善关系的外交策略,和北京政府进行谈判,并急于签订新的条约;但是,苏俄还坚持继承沙俄侵华的部分特权,又使谈判无法顺利进行,阻碍中苏达成协议。这二者相互冲突,苏俄却力图鱼和熊掌兼得。
二、重吴而轻孙为了实现上述对华外交的重要目标,保证自己的国家利益,苏俄在与北京政府交涉时,非常看重中国的实力派,谁有实权,能对北京政府施加影响,能促使俄中谈判朝对苏俄有利的方向进行,并有实力、有可能与苏俄联合反日,就希望与谁合作。苏俄最初重点联络吴佩孚而忽视孙中山,在相当大程度上取决于这些因素。
1920年7月以前,皖系当权,对苏俄持敌视态度,苏俄的种种外交努力均遭拒绝。1920年8月,直系吴佩孚联合奉系张作霖打败皖系,共同控制北京政府。吴为了尽可能从各国获取援助,壮大自己的力量,不仅同英美等国密切合作,而且也想同苏俄联系。在他的影响下,新的北京政府相继采取一系列同苏俄政府改善关系的措施。如立即接纳曾被北京政府拒绝入境的苏俄远东共和国优林代表团,撤销沙俄驻北京领事馆,通知沙俄使臣结束外交使命,撤销同日本签订的反对苏俄的联合军事协定,等等4。亲日派下台,苏俄自然高兴。吴佩孚又做出种种友好举动,苏俄当然更加欢迎。在这种情况下,苏俄外交部、远东共和国、共产国际都对吴佩孚政权抱有希望,试图与之联盟。
8月26日,优林使团到北京后,积极接近吴佩孚。10月9日,苏俄、共产国际派往中国的第一个使者维经斯基到洛阳访问吴佩孚的幕僚白坚武,同他讨论了中国的政治形势,并介绍了苏俄的情况5。维经斯基主张联合吴佩孚以发动民主运动6。共产国际代表马林回忆说,当时共产国际"伊尔库茨克局全都是俄国人,它与在北京的非正式的俄国使团有联系。中国承认赤塔远东共和国政府的谈判正在进行。赤塔的俄国人坚信,为开展中国的民族主义运动而可以合作的人是吴佩孚,而不是孙中山,他们认为孙中山是不切实际的梦想家。他们同意支持吴佩孚。伊尔库茨克局只与赤塔政府合作,它的活动仅仅受俄国在华北的利益所支配" 7。吴佩孚受到青睐,还在于苏俄看中了他的实力和地位。苏俄在分析了中国政治舞台上活动的现实力量后,认为吴佩孚最有前途掌握中国军政大权、控制中国局势,因而是最好的合作对象。这可以说是苏俄选择他的第二个原因。
1920年,当苏俄向中国伸出外交触角之时,正是吴佩孚刚打败皖系、控制北京政府之后。显而易见,吴佩孚一派是其时强有力的政治力量,如与之合作,对苏俄对付日本、展开与北京政府的外交极为有利,因此苏俄将目光集中于他。1922年,吴佩孚的势力不断增长,更成为苏俄注意的焦点。3月15日,俄罗斯联邦驻远东全权代表、苏俄驻北京外交使团顾问维连斯基-西比里亚科夫从北京给列宁寄去了报告中国形势的密信。维连斯基分析了中国现有的执政党派以及它们各自占有的地区,提供了每一派现有武装力量及其所统治的地区人口数据,最后得出结论:"只要浏览一下附上的中国示意图,就可以发现,直隶派占有最有利的战略地位,它几乎统治了人口稠密、具有巨大经济意义的整个华中和长江流域。与各竞争派别相比较而言,直隶派是最强大的,而且吴佩孚元帅作为军事领导人所取得的成就,为他进一步扩大影响和加强实力,创造了非常有利的局面。"87月3日,维连斯基给契切林和托洛茨基发去密电,再次指出:"中国政治中的主要人物是吴佩孚将军,他掌握着军队、财政、交通以及内政部,南方多数省份现在投靠了吴佩孚"。(第97页)苏俄除了认为吴佩孚有实力控制北京政府以外,还认为吴有可能与自己联合反日,这是苏俄注重联合吴佩孚的第三个原因。
1920年8月,吴佩孚打败亲日派皖系,受到苏俄欢迎。1922年4月底,吴又发起对亲日派张作霖的战争,再次与苏俄反日的利益取得一致,更为苏俄所看重。6月,直奉战争结束,张作霖败退关外,盘踞东北。张作霖与日本勾结,在东北给苏俄造成很大威胁,沙俄白卫军又在东北北部流窜,因此苏俄反对张作霖;而吴佩孚由于未能彻底摧毁张作霖的力量,也继续反张。这一共同的斗争目标成为二者相互接近的原因之一。6月27日,维连斯基受吴佩孚的邀请访问吴的大本营,会谈后吴佩孚委托他转交给俄国武装力量领导人托洛茨基一封信,信中谈到俄中在远东任务的一致性问题,即是指的这点。维连斯基认为"这是中国和苏俄之间签订军事政治协议的出发点"。(第97页)这表明,苏俄想联合吴佩孚共同对付日本,以消除日本在远东对苏俄的威胁。
由于以上原因,苏俄、共产国际把掌握北京政府实权的吴佩孚当成是"资产阶级民主主义者",认为他是"中国资产阶级自由主义的领袖"9,积极地谋求与之合作;而与真正的资产阶级民主派孙中山虽早有接触,这时却不愿公开联络,惟恐影响与北京政府的谈判。
还在1918年,孙中山致电苏俄政府,祝贺苏维埃国家的成立。列宁委托契切林于同年8月1日复函孙中山表示感谢,但是孙中山没有收到此信。其后,苏俄、共产国际陆续派人与孙中山接触。1920年秋,维经斯基和孙中山在上海会谈,孙表示希望能将"中国南方的斗争与远方俄国的斗争结合起来" 10。原俄国将军波达波夫在上海也同孙中山进行过多次谈话。他在1920年12月12日给契切林的报告中详细介绍了孙的情况。报告说:"在中国各地他都有追随者,在革命人士中他有一些忠实的朋友",还说:"他本人在中国人民中享有很高声望,在报刊上常常被称为国民党领袖"。(第47-48页)1921年4月21日,共产国际执委会远东部书记索科洛夫-斯特拉霍夫也作了关于广州政府的报告,提到广州政府试图同苏俄签订协议、建立关系,但是"他们广州人不知道为什么优林至今蔑视广州"。报告最后的结论是:"广州政府可能被我们用作进行东方民族革命的工具",因此应该"同广州政府尽快建立联系",目的是"在广州政府中物色一些能够在中国发动全民起义来反对日美资本对整个远东的奴役的人物。"(第58-64页)但是,苏俄外交人民委员部收到这些报告后,并没有立即采纳报告人的建议,因为此时苏俄正致力于同北京政府谈判,对与广州政府联系有很大顾虑。1921年10月31日,契切林致电在赤塔的俄共(布)中央政治局成员、远东共和国外交部长扬松,咨询能否向广州派遣代表团,"广州政府单独同许多政府有交往,我们可否同它来往,这不会造成无法同北京建立联系?北京是民族统一的象征,首先我们应该同北京来往。如果我们打算同时与广州来往,同北京的联系会不会中断?"(第65页)同年11月6日,契切林给列宁去信,并附有孙中山的信11。契切林表示:从扬松的回电中可以看出,"我们在北京设立代表机构后就可以同广州政府进行往来。在此之前,我们认为不便给孙逸仙写信。去年我们给他写信时12情况不同,因为当时同北京的谈判尚未开始。"第二天,列宁回了一张便条,说明自己不认识孙中山,互相之间也从未通过信,指示要对孙中山尽量热情些,要常写信,并要派人去广州,但要尽量秘密进行。(第66、67页)12月7日,契切林遵照列宁指示的原则,电令苏俄驻华特命全权代表、使团团长派克斯:"同广州政府的接触,应基于对中国民主民族解放运动的同情,要谨慎从事,以不致影响我们对北京的政策"。他还希望派克斯尽量不让北京知道自己给孙中山的信,并说"同他秘密进行书信往来会是很有好处的,但一旦为人所知,我担心会不会妨碍我们在北京的工作"。(第69页)可见,苏俄基于第一方面的政策,即要推动中国民主民族革命运动,知道应与孙中山接触,共产国际一些人也主张与之合作。然而,由于与北京政府的谈判更关系到苏俄的利益,苏俄担心同广州政府的往来会影响与北京政府的谈判,只好把对中国革命的支持放在第二位,首先与北京方面来往,与孙中山只进行谨慎和秘密的接触,与他合作是谈不上的。
1.关于苏俄第一方面的政策对选择的影响,可参见以下著作:黄修荣:《共产国际与中国革命关系史》,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89年版;黄修荣:《共产国际和第一次国共合作的形成》,求实出版社1983年版;向青:《共产国际和中国革命关系的历史概述》,广东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向青:《共产国际与中国革命关系论文集》,上海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向青:《共产国际和中国革命关系史稿》,北京大学出版社1988年版;朱铃、张先智:《共产国际与中国革命关系史略》,西南交通大学出版社1988年版;孙武霞:《共产国际和中国革命关系史纲》,河南人民出版社1988年版;陈再凡:《共产国际与中国革命》,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1987年版;等等。
2.薛衔天等编《中苏国家关系史资料汇编(1917-1924年)》,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3年版,第436页。
3.《中苏国家关系史资料汇编(1917-1924年)》,第87页。
4.参见刘德喜《苏俄、共产国际联合吴佩孚政策的发生和发展》,《近代史研究》1986年第4期,第73页。
5.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现代史研究室编译《维经斯基在中国的有关资料》,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2年版,第466页。
6.包惠僧:《包惠僧回忆录》,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第18页。
7.《共产国际、联共(布)与中国革命档案资料丛书·联共(布)、共产国际与中国国民革命运动(1920-1925)》第1卷,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第一研究部译,北京图书馆出版社1997年版,第73-74页。以下凡出自该书引文只在正文中标注页码。
8.王淇等选编《马林在中国的有关资料》(增订本),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第23页。
9.参见刘德喜《苏俄、共产国际联合吴佩孚政策的发生和发展》,第74、76页。
10.维经斯基:《我与孙中山的两次会见》,《国外中国近代史研究》第1辑,第204页。
11.指1921年8月28日孙中山给契切林的复函。在信中,孙中山问候列宁,并表示愿与苏俄领导人进行私人接触,学习苏俄的经验。
12.指1920年10月31日契切林给孙中山的信。在信中,契切林向孙中山致意。半年之后,1921年6月14日,孙中山才收到契切林的信。8月28日,孙中山复函契切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