左舜生的辛亥革命史研究及其治史特色
摘要：左舜生是从事中国近代史研究的先驱者之一。左的早期辛亥革命史著作，初具规模，渐成体系，将辛亥革命史研究逐渐提高到学术研究层面，晚期研究进一步发展，更显完备成熟。《黄兴评传》突破了国民党正统学派之藩篱，成为当时最有分量的黄兴传记之一。左对辛亥革命的研究时段、范围、性质、成败均有自己的看法，对辛亥人物及重大事件亦有许多真知灼见。从其研究中，可以发现左氏特别重视史料搜集及整理，注重史学教育功能和历史知识的传播普及以及严谨持重、议论客观独立，擅长归类总结和史实考订等特征。左氏史学亦有研究范围狭小、未做专题研究等缺憾。总体而言，左氏不失为一位多有建树的近代史专家。
关键词：左舜生；中国近代史；辛亥革命史
中图分类号：K257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2-3104（2014）02?0271?07
左舜生，字舜生，别号仲平，湖南长沙人。左舜生是民国政治史上一位重要人物，曾担任过青年党中执委委员长、民盟秘书长等职。不过，左本质是一书生，从政非其所长，亦非其所好。左真正的志趣则在文艺与史学，故其虽然激于民族危机和时代洪流而涉足政海，但终其一生，并未忘情于史学研究，并且成果丰硕，多所建树，以至赢得港台学界“治近代史有卓越成就”[1]（142）“史学界有数的著作家之一人”[1]（52）之美誉。著名历史学家吴相湘则认为“左舜生为近六十年来，注意研究中国近代史三五先驱之一，与李剑农、蒋廷黻齐名，而各有树立。”[2]（8）
颇为遗憾的是，或是由于左政治身份的特殊性，或是由于史料的不易搜寻，大陆学界却有意无意地将其遗忘，更无论研究。目前有关左氏史学的论文，有两篇。其一为香港学者李金强先生之《民国史学南移——左舜生生平与香港史学》[3]，另一为台湾学者陈正茂先生之《左舜生之史学特点与贡献》[4]。前文篇幅不长，介绍了左舜生的生平，对左氏各个阶段的著述活动等均有涉及；后文则在此基础上作了进一步探讨，论述左氏史学思想之渊源、特点与贡献，是一篇较为有力的论文。但是，作为左舜生史学研究最重要组成部分的辛亥革命史研究，两文均未做过专门深入之探究，两文之论点也有不少不甚明了和可商榷之处。因此，仍有诸多疑问尚待探讨。比如：左舜生辛亥革命史代表性专著内容大致如何？这些著作在学术史上
有何贡献？左对辛亥革命总体持何种看法？对辛亥重要人物作何种评价？其研究有何特征？左氏史学属于传统史学范畴吗？左之研究有何局限？应该如何看待左在近代史研究领域中的作用？本文即拟围绕这些问题作一深入探析。
一、左氏关于辛亥革命史研究的主要
著述及其成就
左舜生自1920年进入中华书局后数年间，即开始从事中国近代史研究，辛亥革命亦很早即进入左之研究视野。从此以后迄至晚年，左一直热衷于辛亥革命史研究。大体而言，左舜生的辛亥革命史研究，包括直接以“辛亥革命”命名的《辛亥革命史》以及《中国近代史四讲》中第四讲《辛亥革命》等著作，也包括其为辛亥人物所作的传记、评传，如《黄兴评传》《宋教仁评传》。还包括散见于《万竹楼随笔》《中国近代史话初集》等文集中的史论、读书札记等等。
《辛亥革命史》[5]可视为左舜生早期研究的代表作之一，该书原是作者在复旦大学、大夏大学所授中国现代史课程的讲义，书成于1931年1月，1934年1月由中华书局作为中华百科丛书之一种出版。该书共分八章，约5万字，叙述从兴中会成立始，以1912年4月孙文解临时大总统职及临时政府北迁终。辛亥革命前的历次革命运动、同盟会成立、武昌首义与各省响应情形、汉阳南京之战、临时政府的成立、南北议和、清帝逊位等等重要史实均囊括其中，对历次革命运动、同盟会成立等关键性事件均设立专门章节论述。可以说，跟同时期的其他辛亥革命史代表性著作相比，该书已经初具规模、渐成体系。①
辛亥革命爆发后，有关辛亥革命的著作就不断涌现。不过，民初的辛亥革命史著作，很多都是资料汇编性质，如1912年6月最早以“辛亥革命”命名、署名渤海寿民所编之《辛亥革命始末记》，即是摘录了京津沪辛亥8月20日至12月25日相关文章，汇而成册。有的是回忆录性质，如梅川居士（居正）之《辛亥札记》（出版者不详，1929年）、曹亚伯《武昌革命真史》（上海：中华书局，1930年），张难先之《湖北革命知之录》（上海：商务印书馆，1945年）等等。这些汇编、回忆录虽然极具史料价值，但这与真正的学术研究距离尚远。还有一些早期著作，已经开始摆脱回忆录和资料汇编性质。但正如章开沅先生所言，也“大多属于史事记述，往往流于资料罗列，粗疏浅薄。”[6]
毋庸讳言，左之作品也难完全避免此一缺憾。不过从其著作中，可以发现，左已开始逐渐摆脱资料排列和史事罗列的情形，而是以问题为中心，探究事件的前因后果。左著每章之后均附有问题若干，实际上也即左思考论述中心之所在。如第一章《辛亥革命的原因》后边所附的问题包括辛亥革命的重要原因有哪几个，赞助革命最力的有哪几种势力，立宪派何以卒归失败等五个问题。对第一个问题，左从满汉种族的裂痕、清季政治的腐败、外力的压迫、立宪的失败、新兴势力的抬头五个方面加以剖析，条清缕晰，丝丝入扣，至今读来仍感其说言之甚然。[5]（1?16）可以说，左舜生把辛亥革命史研究提高到学术研究层次。
1949年后，左寓居香港，在新亚书院、珠海书院等校教授中国近代史。1962年，他将《辛亥革命史》一书加以增补，从而形成《中国近代史四讲》之第四讲《辛亥革命》。该讲增加到十章，篇幅则增加了一倍，内容更加丰富翔实，有详有略，重点突出，体系更加合理，对一些明显的错误，也进行了更正，从而更显成熟完备。
《黄兴评传》为左氏晚年另一力作。该书分十一部分，以黄兴发起成立华兴会、孙黄携手共建同盟会、黄所领导历次起义、参加临时政府及担任留守等重要事件为中心，评述了黄兴一生的事功，对外界加在黄兴身上的一些不实之词加以辩驳，对黄兴的贡献作了充分的肯定。比如指出武昌起义前历次武装起义，孙中山所领导的除了1895年广州起义和1911年黄花岗起义外，影响“乃不算太大”，而黄兴等领导的萍浏醴起义对清廷的打击和影响反而更大；[7]（35）强调华兴会与武昌首义酝酿的密切关系，同时指出黄兴在武昌起义中与“宋教仁、谭人凤、居正同为关键人物”；[7]（71）黄兴在二次革命及其后来的表现每每为后人所诟病，左则以为：“克强深知武力非袁之敌，则主用法律解决，但亦作军事准备；其倒袁目的，固与中山无出入”，而战事既起，黄“赴义之勇，殆与辛亥三月二十九日黄花岗一役无二致”；[7]（107?108）关于二次革命结果，左则从国民求安的心理、国民党组织涣散、实力太弱、财政困难等原因剖析“无论由中山或克强出而指挥军事，结果必至失败”。[7]（112）总体而言，左舜生认为“克强先生对于创建民国的勋业，其地位仅次于中山先 生”，[7]（2）其功业“真可以万古千秋”。[7]（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