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以制度经济学为理论支撑，运用文献资料法、专家访谈等方法对竞技体育体制改革成本与效益的概念、内容、关系和优化评价等问题进行了探讨。研究认为：我国竞技体育体制改革既有一般改革的共性又有自身的特性；其成本与效益具有反函数关系和相互转化的关系；其成本与效益可以通过科学的管理成本、选择适时的改革时机、选择合理的改革方式、兼顾多方主体的利益等途径实现优化；可以通过社会效益评价和经济效益评价来检测效益提高的程度。
关键词：竞技体育；体制改革；体制成本；体制效益
中图分类号：G812.3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7-3612(2008)02-0263-03
随着我国体制改革的不断深入，有关竞技体育体制改革问题已成为研究热点，但研究多侧重体育体制改革的意义、目标、运行机制等，较少涉及体制改革成本与效益方面的研究。因此，从体制成本的层面对我国竞技体育体制改革成本与效益的概念界定、内容构成、相互关系和优化评价等问题进行探讨，对我国竞技体育持续良性发展具有一定的理论价值和实践意义。
1体制与竞技体育体制
新制度经济学派樊纲、盛洪、刘世锦、汪洪涛、陈维、卢现祥等学者认为：体制就经济学而言是一种特殊的商品，是一种公共产品，其供给、需求和均衡都是社会总体实现的；它是调节人与人之间的关系，约束人的行为的规则体系；研究体制必然关注成本，而注重成本最根本的目的就是检验其效益，所以在体制改革中体制成本与效益紧密相连，息息相关（图1）。
体育体制是体育管理的机构设置、权限划分、运行机制等方面的体系和制度的总称，是实现体育总目标的组织保证。世界各国依据本国国情和管理权限的归属把体育体制分为政府管理型、社会管理型和政府社会结合型三种类型。［1］竞技体育体制在体育体制中占有绝对优势地位，是负责竞技体育事业的领导机构和组织的隶属关系、责任范围和制度策略，以及其运行方式、管理方法和控制手段的统一体系。
2竞技体育体制改革成本与效益的界定
竞技体育体制改革成本的界定有很多：有学者认为它是在竞技体育体制改革过程中利益格局变动所造成的矛盾、冲突、以及给改革所带来的阻力，使国民收入受到的损失［2］；有的学者认为它是指我国竞技体育体制改革过程中的支出，包括人、财、物等经济的投入，还包括政治的、社会的、文化的非经济因素［3］；还有学者认为竞技体育体制改革成本就是改革的社会代价，即体育体制改革的社会代价与社会改革消耗的成本是相通的［4］。综合上述观点可以认为：竞技体育体制改革成本是在体育体制改革的计划、实施、运行过程中的投入及社会成员因利益调整而付出的社会代价。
竞技体育体制改革效益是竞技体育改革过程中，个体、单位或社会因体制的变迁所取得的效果和利益，由竞技体育社会效益与竞技体育经济效益组成。第一，竞技体育社会效益。主要表现在竞技运动员各种体育赛事中展现的“更快、更高、更强“和"更真、更善、更美”体育风采对增强人们体育参与意识、丰富社会文化生活、建设精神文明等方面的作用。第二，竞技体育经济效益。它是指人们在体育赛事、体育用品或体育债券等经济活动中所消耗和占用的一定的社会劳动与所取得的体育劳动成果的比较。［5］
3竞技体育体制改革成本与效益的主要内容
竞技体育体制改革成本的主要内容有：1) 体育体制改革准备阶段的信息成本、决策成本、宣传成本。信息成本是指对传统计划经济条件下，我国竞技体育的管理体系、资源投入、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利益主体结构及国外市场经济条件下竞技体育运行模式的调研和剖析的费用。宣传成本是提高人们对传统计划经济条件下竞技体育体制的弊端和新体制的优势的认识，使原体制下的利益主体接受和实施体育体制改革的投入。决策成本是通过对竞技体育体制的各因素分析后，然后经过决策机构论证，并决定实施推广的所有投入。2) 竞技体育体制改革的过渡阶段的体制摩擦成本、体制脱节的真空陷阱成本、体制公共性的搭便车成本、权力介入的寻租成本。摩擦成本是因为有竞技体育行政放权让利与市场机制的矛盾；靠市场与找市场的矛盾；运动项目中心与单项运动协会的管办矛盾等因利益的调整而给予补偿的投入。真空陷阱成本是当新体制还没建立而原体制又失去作用而造成经济和生活的混乱，需用于人们的稳定所支出的费用。搭便车成本是因原体制的部分成员没有参与改革，但受到改革的效益，而使新体制的改革增量超过预计成本的投入。寻租成本是竞技体育向运动协会实体化的市场管理转化过程中存在的“吃体制双轨饭”利益集团的寻租行为,如运动项目管理中心具有双重身份，即是事业单位行使行政管理职能，有具有经济实体的性质而进行竞技体育的事业经营和企业经营，这种行政权力介入市场经营中必然出现寻租现象。3) 竞技体育体制改革的完善阶段成本。它是当新体制如国家体育总局、中华全国体育总会和中国奥委会三位一体的管理体系正常运行后，为了确立改革后该体制的合法性和规范其体制组织结构与运行方式的费用（图2）。
竞技体育社会效益侧重公益性，其主要内容：1) 政治效益。在国际体育实践活动中，竞技体育是人民外交的重要手段，是外交的先行官，如我国的“乒乓外交”、东德与西德的统一、朝鲜与韩国共同组队参加奥运会等。2) 育人效益。竞技体育是造就人全面、协调、完善发展的重要手段，具有促进人的社会化的作用。可分为两个阶段即进入竞技体育的社会化（socialization into sport）和通过竞技体育的社会化（socialization via sport），通过不同阶段的竞技体育活动来教育年轻一代。3) 文化效益。竞技体育是一种庄严肃穆的礼仪庆典的文化；是记录人类潜能的人体文化；是提高社会道德水平的规范文化；是提高审美意识的情感文化，是体现现代城市现代化水准的体育建筑文化。［6］其四，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的影响。［7］各种体育赛事的成绩对振奋民族精神、激发爱国热情；对美化生活、陶冶情操、移风易俗、改造社会；对培养人社会意识和心理素质，激发聪明才智的作用。
竞技体育经济效益侧重产业性，其主要内容：1) 以体育健身娱乐、体育竞赛表演和体育培养与培训为主的体育本体产业经济效益。［8］2) 体育本体产业外相关产业的经济效益。依据曹可强博士的研究,体育产业与其他行业有一定的关联度（表1）［9］，从而产生间接的经济效益。
本体产业外相关产业主要有：实体相关产业，如体育用品、器材设备、体育服装等以体育为重要资源和手段进行生产和服务的部门经济效益；体育延伸产业，如体育与其他行业形成的体育彩票业、体育信息传播业、体育广告业、体育金融保险业、体育经纪业、体育商业服务业等在体育周围形成综合网络的部门效益；体育边缘产业，即为实现体育产业目标服务的综合服务部门如餐饮业、交通旅游业、体育建筑业、体育场地服务业等等；他们的形成、完善和发展，将有助于竞技体育的经济效益的提高。
4竞技体育体制改革成本与效益的关系
研究表明,改革越抓得早,工作质量越高,成本就越低,效益就越好。［10］其相互关系一，改革成本与效益的货币计算的数学关系，收益是成本的函数,即效益=收益/成本。依据刘世锦博士体制效益的研究，成本与效益有三种衡量方式。假定SE是体制效益，SR是体制收益，SC是体制成本。第一种，有体制与无体制的比较。用公式表达：SE=（TR—PR）/SC=SR/SC式中TR代表生产过程的全部产出，PR是无体制收益。第二种，同种条件下两种体制的效率比较。假定有两种体制A与B，若有TRA/SC大于TRB/SC时，则SEA >SEB。。第三种，体制变动的边际收益与边际成本的比较。假定MSE为体制的边际效率，MSR为体制的边际收益，MSC为体制的边际成本，则MSE=MSR/MSC。故成本的扩大，导致收益的减少；成本的节省或是成本利用律的提高，将导致收益的增加，从而使效益的提高。关系二，改革成本作为一种社会成本，其效益针对全社会而言，成本与收益是相互转化的［1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