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共外交\媒体与战争
摘要：以美国政府在阿富汗战争前的公共外交为例，分析媒体公共外交与国家意图之间的关系。国际政治理论结合国际政治传播学、传播心理学为分析国家行为提供了有力的工具。最后，强调了在新时期，提高国家声誉，重视公共外交的重要性。
关键词：公共外交；战争；国家声誉
中图分类号：D80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2-2589（2011）16-0042-02
一、公共外交的产生和意义
公共外交是随着国际政治公开化的大潮，在二战后才引起人们注意的。对于公共外交的概念众说纷纭，但都不可忽视地和美国挂上了关系。还有学者曾经玩笑说，是美国新闻署制造了“公共外交”这个概念。1953年的8月1日，随着美国新闻署的建立，公共外交也开始具有独立地位。因此有学者指出公共外交是指“通过国际交流、国际信息项目、媒体、民意测验以及对非政府组织的支持等，了解、获悉情况和影响国外民众，扩大美国政府、公民与国外民众的对话，减少他国民众对美国的错误观念，提高美国在国外公众中的形象和影响力，进而增进美国国家利益的外交形式”[1]。
公共外交是一种重要的外交现象，是随着传统秘密外交的衰落以及外交公开化的深入而产生的。把公共外交作为分析国际上一些热点问题的工具越来越时髦，比如伊拉克战争前后美国公共外交的变化和影响力等等。但是，作为国际政治传播最重要的表现形式，公共外交的实际作用力有多大，合理性如何，一直是困扰人们的话题，单纯依靠国际关系的基本理论无法作出解释。
外交事务专家长期以来就感觉需要一种可靠的分析途径，来处理文化和心理维度的政策制定和协商。特别是随着公共外交这种新型外交形式的兴起，文化、心理因素在国际关系研究中的地位越来越高，对于一种可靠分析途径的呼吁也越来越高[2]。公共外交在某种意义上还可以归属于国际政治传播的范畴，因为它是国际政治传播的主要表现形式。本文主要分析，战前美国是如何为其后来的战争行为作出铺垫的，从而揭示公共外交与国家意图的关系。
二、案例分析
本文的主要分析对象之一是WashingtonFiles，美国国务院的每日新闻稿（周一至周五），亚太地区版。内容包括华府政策报导、重要官方讲词、部分政府部门报告摘要、与新闻纪实等。Washingtonfiles的前身是美国新闻署利用数据传输和电传打字设备向125个国外站点发布5个地区版本的无线信息，以便提供给各国的记者和新闻机构。后来，适应互联网技术的发展，美国把国际信息办公室分割为地区服务办公室、专题项目办公室和技术服务办公室，利用互联网、数字传输。卫星电视等渠道直接把信息传递给世界各地区中心。内容包括官方文本、副本、政策声明、解释性文本以及一件备忘录等，可以迅速地把相关信息直接传输到各个地区办公室。然后，由地区办公室根据华盛顿口径对相关信息进行战略规划，根据政策需要剪辑和编辑，围绕政策需要进行信息传播。美国的这一切控制都是在幕后进行的，是一种利用先进传播工具散播经过编辑的信息的活动，传播的是“政府有意识删改的信息”。
选取911事件以后至阿富汗战争前的一段时间作为研究对象，有助于观察从911后美国政府的对外政策变化，全球联合反恐、反恐战争口号的提出，直到阿富汗战争的爆发是否是一个连贯的历史过程。这之间存在什么必然联系，媒体的报道是否带有暗示性，在不同时间段美国政府所引导的媒体报道主题体现出了如何的删减状态。密切关注这个时段的Washington Files或者其他媒体，是否可以粗略地预测美国政府可能的“反恐”战争行为呢？
阿富汗战争爆发于2001年10月7日，而此前的Washington Files中所有相关报道都在为该战争的定性打下基础。该过程也是一个通过宣传使战争获得合法性的过程。美国政府认为争取国际支持，免于国际道义谴责，并确保战争的胜利，获得国际社会的人心背向是十分重要的。究竟WashingtonFiles中所反应的官方口径是通过侧重哪个层面的问题来完成这一任务的呢？对战前宣传部分的统计分类表明了，美国在对此次针对阿富汗的战争定性时的着重点的排序如下：战争对美国的意义<国际联合<针对阿富汗<对恐怖主义的战争。
公共外交，被学者公认为一种“心灵政治”，认知和说服是其核心字眼。它的目的，是通过认知领域的说服，达到改变思维方式，从而使行为达到“期待值”的模式。而这一目标则是通过“编辑”公共外交传播信息完成的。
自肯尼思·华尔兹的《人、国家与战争》出版以来，国际关系领域内的众多研究都主要围绕他的三个层次（或“意象”）展开。即：个人、国家和国际体系[3]。我们可以尝试从这三个层次分析美国在战前公共外交中所体现出来的心理特征。
个人层次的解释一般来说是不够充分的，因为无法解释为什么有些不邪恶的领导人好战，而有些邪恶的领导人不好战，有些好的领导人好战，而有些好的领导人却不好战。正如小约瑟夫·奈将这种低预测率比喻为：一只停了的钟之指针，在大多数时候都会误导人们的行为[4]。当然，在阿富汗战争中的本·拉登和布什两个人的作用正如1991年海湾战争中，伊拉克的萨达姆·侯赛因以及2003年伊拉克战争中布什一样，是关键而且不可缺少的。但是，个人因素不足以支撑战争的合法性树立。在战前的宣传阶段，只有五篇报道的题目将战争的对象和恐怖主义的主体锁定为本·拉登。
小约瑟夫·奈也总结了第二层次，即国家层次分析国际关系的可行性，“如果某种类型的社会能导致战争，那么为什么有些好的社会或者国家也介入战争呢？我们可以根据自己的喜好把‘民主的’‘共产主义的’、‘资本主义的’或者其他性质的国家定性为‘好的’或‘坏的’国家”[4]。但是，历史见证了民主国家经常性地介入战争，也见证了共产主义的苏联介入战争。所以，单纯国家的性质无法准确预测战争的可能性。但是，如果无法将责任锁定在某一个“坏”国家，战争因为缺乏对象将无法发动。因此，为了改变缺乏说服性的现状，使这次“越过”主权界限的战争具有合法性。美国没有把阿富汗定义为何种政治意识形态的国家，而是将其定义为恐怖主义国家。
有意义的解释通常是第二个（国家或社会）和第三个（国际体系）分析层次结合起来。体系层次的分析是从外部来解释问题，也就是探讨整个体系如何制约国家的行为以及国家行为又如何反作用于体系。第二个层次的分析关注内部性，也就是通过内部发生的事情来解释结果。在Washington Files的报道中，第三层次上的解释体现为呼吁国际社会上其他的个体国家参与到全球反恐中来，将这场战争定性为一场为了保护人类生命与财产安全的正义战争，全部战前报道中有77%的栏目依照这一层次来设置，体现为将战争定性为反恐战争、呼吁国际联合。
通过观察美国的传播口径，在一定意义上可以推断美国将会进行的干涉、打击行为。战前公共外交的成败，关系到美国干涉行为、战争行为的合法性。媒体在外交活动种可以发挥巨大作用的理论基础是国家声誉。国家声誉是着眼于国家合法性的属于认知领域的一个概念。一般来说，作为研究对象的是狭义的国家声誉，即“一个国家在国际新闻流动中所形成的形象，或者说是一国在他国新闻媒体界的新闻言论报道中所呈现的形象”[5]。相对于其他模糊的国际交往过程中的认知改变，这种狭义的国家声誉由于文本的可获得性，比较容易成为研究的对象。塑造这种狭义的国家声誉即媒体外交的目标所在。基于Washington Files在美国发动阿富汗战争前夕的可获文本，捕捉美国可以塑造的国家形象和声誉，可以在一定意义上预测美国的国家行为。战争前夕，或者准确地说，是有战争苗头或者可能性的时候，正是需要利用一国声誉来预测其行为的最为迫切时刻。战时新闻中一国的口径和用词的感情色彩也是预测战争走势的风向标。
三、结论
在阿富汗战争前期，战中以及战后，美国政府精心谋划了一场传媒战。为了保证“先发制人”战略的顺利实施，减少世界舆论的压力，在战争打响之前，兵马未动，舆论先行，利用各种传媒手段，针对对象国政府的“失道”进行大量的宣传，为战争作好铺垫。在战争打响之后，让传媒成为战争机器上与军队并驾齐驱的另一个轮子，使媒体战场与军事战场紧密结合，融为一体。
媒体外交以攻心战为主要特点，以争取公众支持为主要目的。涉及现代战争宣传，相比于传统外交而言，这种“心灵外交”的重要性更为凸显。特别是在信息化和全球化影响充斥的时代，各国战争决策者们需要重新审视传媒在战争中的作用，他们意识到不能像在过去一样，传媒仅仅作为传统意义上的机械化战争的配角；更加没有哪个政府能够从战略上对所有层次上的传媒进行整体谋划。伊拉克、阿富汗战争中美媒的“精彩”表现，使其成为信息时代战争机器的一枚关键性棋子。
此次战争中的“传媒战”启示我们，在信息时代高技术战争中，新闻传媒已经成为国际关系的重要组成部分，已经由国际关系的观察者、记录者变成参与者和协助者。因此，我们在进行战略决策时，必须把“传媒战”放到战略层面上来重新定位。
我国提倡重视公共外交，并非像美国一样为自己的干涉行为提供舆论支持。我国需要做的是增加世界对我们的理解，为经济发展和社会稳定提供适宜的国际环境。这就需要国家通过公共外交提高国家声誉。
参考文献：
[1]唐小松，王义桅.试析美国公共外交及其局限[J].现代国际关系，2003，（5）.
[2]Glen Fisher,Public diplomacy and behavioral science,Indiana University Press,1972.
[3][美]肯尼思·N·华尔兹.人、国家与战争：一种理论分析[M].倪世雄，等，译.上海译文出版社，1991.
[4][美]约瑟夫·奈.理解国际冲突：理论与历史[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
[5]徐小鸽.国际新闻传播中的国家形象问题[M].北京：北京广播学院出版社，2000.
注：本文中所涉及到的图表、注解、公式等内容请以PDF格式阅读原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