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初南北政府对峙时期的国民外交运动
民初南北政府对峙时期，国民外交运动持续高涨。南方国民政府所辖范围内的国民外交运动不仅规模大，而且其取得的外交成果也比较显著，这与南方政府的有力领导、与民众及时沟通，以期一致对外等有密切关系。同时南北相互声援的国民外交运动及所取得的成果在近代中国外交史上写下了重要一笔。
[关键词]国民外交运动；北京政府；南方政府
[中图分类号]Ｋ２５８ [文献标识码]Ａ [文章编号]１００４－５１８Ｘ（２００６）０１－００９９－０４
印少云（１９７０—），女，江苏泗阳人，徐州师范大学社科部副教授、博士。（江苏徐州２２１００９）
民国北京政府时期，在近代中国的历史上前后只存在了十几年，其绝大部分时间都存在着南北政府的对峙。本文主要讨论国共合作以后，南北政府所辖范围内国民外交运动的差异及影响。
国共合作以后南北政府对峙时期，国民外交运动进一步高涨，国民对外交的关注、并试图运用外交运动的方式左右政府对外政策的趋向已经到达了前所未有的地步。这一时期南北政府所辖区域的国民外交运动呈现出不同的特点，造成这一不同的原因是复杂的，其在中国近代历史的影响也是深远的。
一、南北国民外交运动的差异
南北方国民外交运动的不同之处，首先体现在运动的规模上。南北政府对峙时期，尤其是在北京政府统治的最后几年里，南北方的国民外交运动都异常活跃。五卅运动、收回汉口、九江英租界的民众运动、大沽口事件引发的“反日倒段”运动等等，此起彼伏，几乎没有什么外交事件能够逃脱公众的视线。但总体上来说，南方的国民外交运动的规模比较大，而北方的国民外交运动则规模相对较小。例如，在北方围绕着大沽口事件，所爆发的群众集会虽然非常普遍，但在人数上大都不超过５万人，在人口较多的北京和天津都是如此。而在同一时期的南方政府所辖的广州，在１９２６年４月２日和４月１８日先后爆发了有２０万人参加的民众集会，声援北京的民众大会[１] (Ｐ４４３－４６５) ，再比如在收回汉口和九江英租界的国民外交运动中，据不完全统计，从１９２６年２月到１９２７年３月期间，仅武汉一地，超过２０万人的民众集会就有７次[１] (Ｐ５５０－５７７) ，这在北方也是没有的。
其次，南北方国民外交运动的区别还体现在参加者的不同上面。南北对峙时期的北方地区的国民外交运动中，所谓的“各界”集会，理所当然包括工、农、商、学各界民众，但有组织的参与活动则多为城市的学、商两界，至于工人和农民，人数虽不一定很少，但没有组织；在南方政府统治区域的国民外交运动中就不一样了：国共合作以后，工人和农民组织都有了极大的发展，尤其是随着北伐战争的胜利推进，国共两党领导下的工人、农民组织有了进一步的发展，而且工人和农民的反帝热情也空前高涨，他们逐渐取代了学商两界成为南方国民外交运动的主力军。
再次，南北对峙时期的国民外交运动的差异还体现在运动不同的路径和结果。国共合作以后的南方政府对外采取了坚决的反帝政策，并在民众的外交运动的声援下，在外交上取得了很大的胜利。在喧嚣一时的广州“白鹅潭事件”中，最终以迫使北京公使团决定将粤海关关余拨付广州政府告终，宣告帝国主义的炮舰政策的破产；其次，在由沙基惨案引发的对英“杯葛”运动中，最终广州政府以征收特别税的方式结束了“杯葛”运动，帝国主义只得默认；在北伐军进入长江流域以后，在民众支持下，广州政府还成功地收回了汉口和九江英租界，不但“为广东外交开辟了一个新纪元，而且为中国外交也开辟了一个新纪元”。[２] (Ｐ５９６) 而北方的国民外交运动中，由于政府的软弱，使得国民外交运动的路径往往由对外反对帝国主义为开始，而以转向对内的反对北洋政府为结束，虽然在南北国民外交运动的相互声援中，外交上也取得了一些成就，但在总体上却很难让人满意。
二、造成南北国民外交运动差异的原因
第一，南方政府以反帝外交为指导思想，对国民外交运动基本上持支持和肯定态度，而北京政府的态度则正好相反。
国共合作以后，南方政府以坚决的反帝政策为宗旨，对广大民众旨在反帝的外交运动基本上持支持和肯定态度，在五卅运动、沙基惨案及省港罢工、汉浔惨案等大大小小的外交运动中，南方政府都能够秉承民众意志，以国家、民族利益为准绳，获得了群众的信任。当时的苏联驻华顾问团的翻译曾这样说：“我现在回忆广州的时候，眼前浮现出无数集会和游行的场面……那是火热的革命时代，群众乐于参加革命运动。……广州是能够进行这类活动而不必担心遭到镇压的唯一地方。”[３] (Ｐ１８３) 很显然，南方政府对国民外交运动的支持是南方地区国民外交运动发展壮大的根本原因。
从群众运动的一般规律来讲，如果一项集体行动成功的希望渺茫，一般人就不会有参加的热情，这个道理反过来也是一样，即运动成功的可能性越大，运动所吸引的人也就越多。２０世纪２０年代，由于正常的政治参与渠道的不健全，国民外交运动是公众直接的政治表达，它直接反映了社会的主要矛盾，是下情上达的重要渠道。南方政府抓住这一主要矛盾，以坚定的对外立场，赢得民众的信任。北京政府却无视这一主要矛盾，在国民外交运动爆发的时候，它不是将之归结到学生的“无知”，便是将之归结于“某人某党”的煽动，或动辄以“过激”和“赤化”相指责，对国民外交运动进行压制。它一直对一个基本的事实视而不见，那就是即使真的是某人某党的煽动那也至少说明他所找到的这个煽动的理由很得人心。南方政府能够利用对外矛盾的解决，而说服人民对内部各种矛盾（如南方因省港罢工和“杯葛”运动而导致的失业、经济萧条）的容忍，而北京政府则因为对外矛盾的处理不力，使得本来为对外反帝的外交运动转向为反对北洋政府，从而引发了自身全面的危机。
第二，南方国民政府还对国民外交运动进行了有力的领导，而同样的运动在北洋政府所辖范围内则受到了政府的压制和打击。
沙基惨案发生以后，国民党组织成立了罢工委员会，对运动进行领导，同时还定期由政府向罢工工人发放津贴。由于广州政府坚持“赔偿、逞凶、道歉”的正义要求，而英方拒不答应，结果，罢工坚持了１６个月，后因北伐，才决定在自设税务司，开征特别税基础上解除了对香港的经济封锁。这种坚决的反帝态度和北洋政府在沪案对外交涉中“信件之往返”的“毫无作用”的交涉[４] (Ｐ１４９) 相较，形成了鲜明的对比，增强了人民对南方国民政府的信心。
一个强大的政府，不但能够动员群众参与运动也应该能够领导群众运动，就如同它不但能够发动舆论支持政府，也应该能够形成舆论一样。在汉浔事件以后刚刚开始的中英谈判中，英方代表态度强硬，公然要求国民政府退还租界，恢复以前的状态。国民政府的外交部长陈友仁表示，如果按照英方的要求去处理，必然会引起民众的罢工和拒货，使英租界根本无法生存；而国民政府也将因此而丧失声誉甚至垮台，那么也就没有威信来控制民众的情绪，当然也就谈不上保护英人的生命财产安全了。[５] (Ｐ１３１)
正是由于这种成功的领导，使得南方政府统治区域内的国民外交运动不仅参与人数众多，群众的热情高，而且紧张有序，有条不紊。苏联在华顾问的翻译在回忆中曾这样说：“我于无意中亲身参加了一次集会……我害怕会出现难以想象的拥挤，但没有发生。各路游行队伍有条不紊地在一些竹竿和芦席搭的讲台前各就各位。……广州的群众在集会时特别遵守纪律，我一直为之惊奇。”[３] (Ｐ１８４) 即使是在夺取英租界的时候，愤怒的群众仍“秩序井然，令人惊异。未见有任何抢劫、杀人、放火之类的事。没有违反政府关于保护外人生命财产的规定。”[３] (Ｐ２３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