诉求与纷争：国际政治学主流学派的国际民主逻辑
摘 要：在国际政治学理论中很少涉及国际民主问题，其原因在于学科的传统定位以及时代局限。作为国际政治学主流学派的现实主义、自由主义、建构主义以及英国学派虽然没有关于国际民主的直接论说，但通过对各学派“价值偏好”的分析，我们又不难发现其理论中潜藏的对国际民主的基本态度：不同的侧重与共同的诉求。
关键词：国际民主；现实主义；自由主义；建构主义；英国学派
中图分类号：D09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2-7408（2013）02-0106-03
在国际政治学中，“民主”仍然是一个新课题，但随着实践中国际间交往的大发展，国际民主的诉求日渐高涨。理论上，各主流学派对国际民主少有论证，但我们却不难发现其对国际民主“潜藏”的态度、诉求与“价值偏好”。本文旨在对国际民主进行学理层面的探讨，并不着重研究实践中的所谓“程序民主”问题。事实上，由于缺乏统一的主权上位，相对完善的程序层面的国际民主还很不成熟，它更多的是以民主价值“片段”的形式渗透在具体的国际事务和交往中。因此，本文将国际民主定义为一系列符合民主基本规范的价值原则，是一种“社会事实”或“社会存在”。相较于国内民主，国际民主的内涵与外延都更加丰富、宽泛。主权国家、非国家行为体、个人都是国际民主的价值载体，主权的独立与平等、国家间的合作与妥协、非国家行为体的参与和协调以及人的基本权利等都可以看作是国际民主的价值体现。
一、自由主义逻辑与国际民主
国际政治学发轫于自由主义，但其最兴盛的学派是现实主义。尽管越来越受到挑战，但可以说直到今天，现实主义依然保有其“超主流学派”的地位。对人性的悲观、对权力的争夺、对相对利益的追逐、历史的循环论判断是现实主义坚硬的理论内核。分析其理论逻辑，我们可以得出这样的判断：现实主义否认国际民主的存在。作为“超主流学派”的现实主义是国际政治理论中、特别是现实中的主导话语，以至于在英语国家中流行“权力政治乃口语中的国际政治”的说法。[1]但要更全面理解国际政治、更准确地研究国际民主问题，我们还需要看看硬币的另一面。
与现实主义不同，自由主义对国际民主持乐观的态度，从自由主义的基本理论以及其中各主要派别的思想中我们不难看出这一点。
和平是国际政治学研究的核心问题之一，也是国际民主的基本前提，可以说自由主义对国际和平以及对国际体系持续进步性的信心从来没有动摇过，相互依赖自由主义、制度自由主义、共和自由主义从不同的角度（经济、制度、政体）进行研究，对于国际和平得出了殊途同归的结论。实际上，各派别在理论上对国际民主问题也都给出了自己的证明，只不过没有明确提及而已。相互依赖理论对权力（非对称相互依赖产生权力）的重新发现，使人们能够重新认识国际政治中的权力关系，小国（在某种情况下）亦可以形成对大国的权力优势，大国与小国之间在获得权力优势的机会上的相对平等得到了初步证明。全球化时代，“复合相互依赖”模型的提出更是全面否定了现实主义的基本假设，说明了在存在多元行为主体的世界中，经济等“低级政治”领域的国际互动越来越重要，军事的作用正在不断地减弱，各种非主权行为主体（政府间国际组织、非政府间国际组织、跨国公司等）的治理作用日益凸显，世界事务中，更加广泛的参与和协调成为可能。“复合相互依赖”进一步弱化了现实主义权力、等级的话语，彰显了国际民主中平等、协调、参与的重要意义。[2]制度自由主义发现了无政府体系中的“市场失灵”现象，国家之间无法达成合作，很大程度上是因为信息不对称造成的，并非由于现实主义所谓的国家对相对收益的计较和对权力的欲望。而国际制度能够帮助国家解决这种由于信息缺失造成的困境，使各国之间互动的交易成本降低，让国际合作成为可能。相互联结的制度网络能够有效地制约国家特别是大国的“犯规行为”，实际上起到了保障中小国家权利的作用。共和自由主义最直接地探讨了民主问题，民主和平论集中地代表了其理论研究成果。尽管民主和平论着重于讨论国内民主体制与国际和平的问题，但其对民主的信仰、对民主价值的阐释却同样适用于国际领域。民主和平研究存在三个分析层次：单向国家层次（monadic）、双向互动层次（dyadic）和国际体系层次（systemic）。单向国家层次主要研究民主政体是否更具有和平性质；双向互动层次主要专注于文化层面的研究，认为民主国家比专制国家更容易满足现状；国际体系层次的研究是最新的发展，理论逻辑尚不清晰，但全球层次的民主与体系冲突之间的关系是其研究的基本问题。[3]虽然民主和平论是关于民主政体与国际和平之间关系的还原主义研究，但它认为国家内部民主的政治文化、行事原则、思考逻辑会不断地渗透到体系层次中去，并通过国家之间的交往不断地内化于其中。
另外，自由主义开始逐步认识到“学习”的重要性，“国际机制之所以改变，不是因为国家所宣称的客观利益发生了转移，或是由于权力分配的更动，亦非政府面临的制度化条件发生了改变，而是由于人们利益观念的改变——即由于行为者的学习所造成的。”[4]通过“学习”，国家能够对协调、合作等国际民主价值形成比较明确的认知，营造更加浓厚的国际民主环境。然而，自由主义所说的“学习”只是温特所谓的“简单的因果作用”。要发现国际社会的变化，更全面地看待国际民主的现在与未来，我们还需要建构主义的帮忙。
二、建构主义逻辑与国际民主
在建构主义的理论中，“观念”具有第一性，这样，“人”的位置就被极大地凸显了出来。在有人生存的世界上，不仅物质层面深深地印上了人类活动的烙印，而且整个世界也因人的存在而有“意义”，这并不是否定物质的客观实在性，但是，如果形容物质世界是一张“黑白素描画”的话，那么，正是观念、文化为它涂上了“油彩”。在温特的主流建构主义理论中，“国家也是人”，诸个人的共有知识或者说文化再造了国家作为“法人”或“团体自我”的观念，因此，国家某种意义上也带有身份、利益、意图等人的特征。[5]在建构主义的世界中，人和国家不再是主流理论（理性主义主流理论）所描述的物质的傀儡，而是自己行为的主人；物欲“横行”的世界是决定论意义的，而观念的意义是给人们带来了变革的希望。现实主义看不到变化的可能，它认为“过去如此，将来也是如此”，这样，现实主义研究的就不再是真实的“规律”，而是在推导一套“应然”的结论。温特在说明“我们今天认为是国际政治‘常识’的内容”时写道：“某种类型的国家是国际体系中的主导行为体，这些行为体是利己的个体，因此国际体系部分地是一个自助体系；但是国家也相互承认主权，所以国家之间是竞争对手，不是敌人，国家有维持现状的趋向，这使他们约束自己的行为，在受到外来威胁时寻求合作，因此体系部分地也是一个助人体系，这与霍布斯面临灭顶之灾式的自助逻辑有着根本不同。”[6]在建构主义论证中，我们看到了一幅国际民主发展的图景，各国从相互厮杀的恐惧中认识到了独立、宽容、合作、互助等国际民主价值的重要性，在不断的交往实践中，民主文化规范能够成为另一个“自我实现的预言”。随着交往频度的提高、时间的持续，国际民主价值的内化程度也会增加，当越过温特所谓的“倾斜点”时，国际民主文化则会有质的提升，国际民主的价值内涵也会显得更加丰富、具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