末代“探花”商衍鎏的别样人生
光绪三十年（1904），大清帝国迎来了甲辰科的殿试。当时的人还不知道，延续了1000多年的古老科举，就这样走到了尽头。在最后一次科举考试中，山东的刘春霖夺取了殿试一甲第一名，也就是“状元”，故而称为“第一人中最后人”；而这一科的殿试一甲第三名（探花）则归于从远道而来的广州举子商衍鎏……
“玉莲园旧主人”
商衍鎏（1874-1962），字藻亭，号又章，冕臣，晚年又有一个自号“玉莲园旧主人”。这是因为在前清时期他住在广州府城（番禺、南海两县共治）的纸行街（今广州市越秀区纸行路）西侧的小巷里，其家名“玉莲园”。后来商衍鎏高中探花，时人因此称呼其家为“探花第”。抗日战争时期，探花第在战火中被毁，战后复建成街巷，取玉莲园的“莲”、探花第的“花”，成为“莲花巷”。
如今的莲花巷只是一条靠近人民中路的小巷子，但在清代，能够住在这里的居民大抵有着一个特殊身份——“旗人”。康熙二十年（1681），在平定“三藩”后，清廷分遣八旗驻防边腹，广州派京旗汉军三千，挈眷来粤。和全国各地其它的驻防八旗据点（如南京、杭州）一样，清廷推行“满汉分治”，以八旗为单位居住在“城中之城”——“满城”。广州“满城”的大致位置在城里西边靠南的地区。东西线是东自四牌楼（今解放中路）街中心起，西至西门城墙（今人民中路）止；南北线是南自大德街（今大德路）归德门城墙起，北至光塔街（今光塔路）街中心止。商衍鎏的祖上亦在此时随着汉军正白旗部队从东北铁岭前往广州驻防，从此商家便在广州落地生根，生息繁衍。
按说，作为“旗人”（虽然汉军旗比之满洲八旗等而下之），理当秉承清廷鼓吹的所谓“国（清）语骑射”的特色，但到了晚清时期，不但“清语（满语）”早已在广州驻防八旗中踪迹无寻，“骑射”的功夫也与八旗子弟无缘了。就商衍鎏而言，他自幼学习四书五经，与汉人儒生子弟别无二致 。
商衍鎏从6岁起就在玉莲园中读私塾。12岁开始学习写作八股文、诗、赋、策、论等。他就读于光孝寺的时间最长，还到广州各大书院参加考课，以便获得奖金，借以资生。在粤秀、粤华、羊城书院，他每月考三课，内容是八股文、试贴詩，在菊坡精舍和学海掌，他每月考一课，内容为经、史、诗、赋。商衍鎏后来回忆年少时读书的辛苦与快乐：“终日仆仆……以此白昼甚少读书的时候，而用功总在夜间，三更灯火五更鸡，以这句话来形容士子的读书，真是不错。”以至到了晚年，他“犹记谈经讲舍时”。
商衍鎏如此苦读，目标也很明确：“学而优则仕”，也就是通过科举考试进入封建朝廷的官僚阶级。商衍鎏后来说，当时他“不得不仍走此道路，俏若将此少壮苦学的功夫，学习工、农、理、化有益于国计民生的料学，何尝不可以有成”。
平心而论，这话倒也有值得推敲之处。第二次鸦片战争后，洋务派兴办学校。为吸引人才，北京同文馆规定学成后成绩优秀者授予七、八、九品官，其考取七品官、复考一等、授为主事者，分派到朝廷各部，遇缺即补。广州同文馆也规定学生三年学成后可以参加乡试，如有精通洋文、才能出众者，经奏准调到京师授以官职。依照这些规定，商衍鎏假设进入新式学堂就读，至少是可以省去童试的麻烦。到了光绪二十八年（1902），清廷制定学堂章程更加规定，学生毕业后授给进士、举人、贡生等名目，在最高学府——京师大学堂——就读的学生“毕业考后，再由管学大臣复考如格，带领引见，候旨赏给进士，给予文凭”，这就连“会试”都不用参加了。但商衍鎏当时大概仍是囿于科举出身乃是“正途”的传统观念，执意走上了科举考试这条独木桥。1890年，17岁的商衍鎏在童试中考得第十名中了秀才，四年后参加乡试，与兄长商衍瀛同时中了举人，在当时有“（番）禺由双凤”之称。成为传遍赤县神州的士林佳话。
南国探花
但接下来的科举之路就不是那么好走了。清代科举的录取率，较之今日北大清华的本科录取率尚远远不及，金榜题名的艰难程度实在是不问可知。譬如蔡元培，先后参加两次童生试、三次乡试、一次会试及殿试、朝考、散馆考试，实在是将前半生都消磨于科举考试之中。多少才华之士，都是像邓廷桢一样下定了孤注一掷的决心：“满盘打算，绝无半点生机，饿死不如读死；仔细思量，仍有一条出路，文通即是运通。”
商衍鎏当然更是如此。清代的进士高度集中在江苏（当时包括上海）、浙江两省。所谓“我朝学术之盛，超逸前代，综其人物，大约不外江浙数省，地实江南一隅”。江浙两省在清代一共出了193名状元、榜眼、探花，而有清一代全国“三鼎甲”一共不过才产生了336名而已。反观广东，在清代科举考试的表现却不甚突出。清代共录取进士26849人，其中广东进士965人，仅占全国总人数的3.59%，这一数字不但不能望江、浙之项背，甚至与地处中原地区的山东及京畿之地直隶（河北）等省都有较大差距。由于清代举人名额是分配到各省，广东进士数量的寡薄其实就代表了广东举子们的科场竞争力稍为薄弱。商衍鎏在会试中对手的水平远比乡试中的高得多。
此外，商衍鎏参加会试，还有一个额外的不利因素——路程。会试在京城举行，全国各地的举人都必须赴京应考。在这方面，广东考生自然更加不利。按晚清时期的说法，“吾粤北上之路，其常行者凡五”，即沙井路、长江路、中江路、汉口路和樊城路。其中走沙井路最快，因为沙井路陆地多、河川少，而马车比较快，船比较慢，所以坐车时间多的沙井路到北京大约需要70天；而中江路坐船比较多，差不多要3个月才能到达。所以时人从广东到北京，最快也要70多天，最慢的则需要3个月。清代规定，会试考生一定要在三月九号（阴历）前报道，这样广东的考生就必须赶在春节前后出发，着实是一次相当辛苦的旅行。
对于商衍鎏而言，他的幸运在于终于赶上了科举考试的末班车。光绪三十年（公元1904年，农历甲辰年）正逢慈禧太后的七十寿辰，清廷特开“恩科”会试。31岁的商衍鎏参加了这次科举考试，实在是值得庆幸——翌年9月2日，袁世凯、张之洞奏请立停科举，以便推广学堂。清廷从谏如流，诏准自1906年开始，所有乡会试一律停止，各省岁科考试亦即停止。这样一来，甲辰恩科也就成了从隋朝开创以来的最后一届科举考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