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政道与他的三位中国恩师
摘 要 1946年春，仅为大学二年级学生的李政道被选中赴美研修原子技术，原因与三位物理学大师密不可分。束星北对李政道志向物理学有“启蒙”之功；吴大猷选中李政道跟随自己赴美是一个大胆的决定，引发了西南联大物理系年轻教师的不满，但得到了理学院院长叶企孙的鼎力支持。李政道在学业上表现出来的天分和才华是吴大猷和叶企孙都选中他的根本原因。李政道早年的“机遇”与“幸运”是他后来不断为中国科技和教育事业的发展尽心尽力做出贡献的根源所在。
关键词 李政道 束星北 吴大猷 叶企孙
1945年夏天，原子弹的威力不仅加速了日本帝国主义败亡，也震撼了身处二战煎熬之中的各国政治家的心。譬如，当时的蒋介石听从了高参们的意见和建议，计划向美国学习原子技术，在中国研发原子弹。于是，从1945年秋开始，国民政府就开始为研制原子弹而做准备，其中最著名、影响最为深远的要数1946年派员赴美学习原子技术的“种子计划”了。
在“种子计划”遴选出的6位年轻人中，李政道最引人注目。李政道当时不足20岁，仅为西南联大物理系二年级在读学生。可是，就是这么一位大二的学生，竟然被西南联大物理系主任吴大猷教授选中赴美深造学习原子技术，这不仅让时人大为惊讶，也是一个有争议的决定。要知道，彼时的西南联大物理系不仅有即将毕业的大四学生，还有在读研究生（彼时已赴美的杨振宁即为该系研究生），甚至还有不少毕业留校青年教师（与李政道一起赴美的朱光亚就是留校工作的助教）。也就是说，吴大猷并非无人可选，可他为何偏偏选中了李政道？他如何面对和处理来自高年级学生和青年教师的非议和不满？又是谁鼎力支持他的决定？
一 束星北的“启蒙”之功
古人云：“天将降大任于斯人也，必选苦其心志，劳其筋骨，饿其体肤，空伐其身行，行弗乱其所为，所以动心忍性，曾益其所不能。”这段话用在李政道的身上恰如其分。日本帝国主义的野蛮侵略使中国人民生活在战争的水深火热之中，李政道和大多数同龄人一样，难以获得完整的基础教育。李政道的特殊性在于，他甚至小学、中学、大学都没有毕业过！也就是说，学生时代的李政道只获得过博士学位！这听起来有些匪夷所思，而事实就是如此。但是，这并不意味着李政道没有接受严格的科学训练。恰恰相反，李政道凭借顽强的毅力和过人的天分，在每一个学习阶段，都有超越同龄人的付出和收获。
1935—1937年，李政道在上海读小学，1937年11月12日，侵华日军占领上海，他被迫辍学。1938—1941年，李政道前往租界念中学，1941年太平洋战争爆发后，12月8日日军进占外国租界，上海完全沦陷，李政道再次辍学。因志在向学并难以忍受日军在上海的野蛮行径，他决心离开上海。1942—1943年，经过长途跋涉，他到达江西，就读于赣州联合中学。这一时期，李政道在极其艰苦的条件下坚持自学，既是学生，又当老师。中学未毕业即赴贵州参加高考，竟如愿考上浙江大学（贵州湄潭）。赴贵阳途中身染恶疾，受尽磨难，几乎死掉。
也就是在浙江大学，李政道幸遇他人生中的第一位恩师——束星北。对于束星北的“启蒙”之功，李政道一直念念不忘，以至于在1972年首次回国时，他第一个想见的老师就是束星北，多次询问束星北的近况并表示关心（[1]，页410）。在以后李政道频繁回国的多种场合和多个回忆性文章里，李政道都表达了对束星北的感激之情。
在为《束星北档案》一书所写的《序》里，李政道较为系统地总结了束星北对他的教育和影响，他说：“对于我一生的物理学研究来说，束老师对我最初的帮助和影响是非常重要的。”（[2]，页1—2）李政道本来考取的是浙江大学的电机系，而束星北是物理系教授。对于结识束星北的过程，他说：“在浙大开学前一个月，我从贵阳到湄潭，由友人束慰曾介绍，拜访了他的叔父，浙江大学物理系教授束星北先生。很快，我也认识了另一位浙大物理系的教授王淦昌先生。”（[2]，页1—2）李政道在入学后不久便转学至物理系。当时，浙大师生关系融洽、学术讨论自由，老师们的一言一行也在潜移默化地影响着李政道：“当时我仅16岁，对工科和理科的认识很不清楚，慢慢地和束星北、王淦昌二位物理教授接触多了，使我逐渐了解了物理学科的意义和重要，对我产生了很强的吸引力。”（[2]，页1—2）
当时浙大一年级学生在永兴上课，束星北每周或两周由湄潭到永兴一天，为物理系的同学上自由讨论课。李政道说：“每次束老师来永兴，我都是唯一的学生，而我们讨论的问题也是没有规定的。在这样一对一的师生密切教学的关系下，束老师帮助我建立了我对整体物理的认识、了解和自信，使我一生受益。”（[2]，页1—2）1944年底，日军侵入贵州，人心惶惶，浙大办学也陷于停顿。那时交通极为不便，1944年暑期受伤了的李政道随束星北去了重庆，在那里与家人团聚，并听从了束星北的建议为转学西南联大做准备。在重庆的半年时间里，据李政道回忆：“在重庆和束老师告别时，他送了我一本琼斯（J. Jeans）写的电磁学名著，是他当年在英国苏格兰爱丁堡大学，随达尔文（C. G. Darwin）教授做研究时用的。琼斯的书中有很多剑桥大学会考的考题，不很简单。我在重庆养病等待转昆明的时间，就以束老师送我的书为伴，还手写了一册Jeans电磁学习题全解。”（[2]，页1—2）
从上述内容可以看出，虽然李政道在浙大只读了一年，但在束星北、王淦昌等名师悉心指导和潜移默化的影響下，他已对物理学整体有了一定了解，特别是在与束星北一对一的讨论学习中，激发了李政道从事物理学研究的热情，用李政道自己的话说就是：“我最早接受的启蒙光源就是来自束星北老师。”（[2]，页1—2）而滞留重庆期间研读束星北赠送的琼斯电磁学名著，则无意之中为李政道进入西南联大后能迅速脱颖而出做好了铺垫。
二 吴大猷对李政道的青睐
1945年春，带着对物理学的深深热爱，李政道经人介绍，转学至西南联大物理系二年级就读。对此，时任西南联大物理系主任的吴大猷回忆说：“1945年春的一天，忽然有个不到二十岁的胖胖的孩子拿着一封介绍信来找我……那时，恰值学年中间。不经考试，不能转学。我便和教二年级物理、数学课的几位老师商量，让李随班听讲、考试，他若及格，则等到暑假正式转入二年级时，可免读以前课程。”（[3]，页150—15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