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5年11月29日，南非的真相与和解委员会正式成立，并迅速成为全球焦点。之后的两年里，委员会以“在弄清事实真相的基础上促进全国团结和民族和解”为宗旨，调查了从1960年到1994年国内发生的严重侵犯人权的事件，并特赦了其中许多事件中的施暴者。
南非并不是第一个设立类似“真相委员会”的国家。在极权主义、威权主义或内战肆虐的国家向民主制转型时，各国往往会设立类似的组织，以解决过往专制或混乱的时代留下的种种历史问题。
然而，最终名扬全球和引发了最多效仿行为的，无疑还是南非的“真相与和解委员会”。“南非模式”作为“纽伦堡模式”的反面，在全球媒体和学界的传诵下成为了新的转型模板。这一模式最大的特殊之处，自然在于其先还原真相、再予以特赦与和解的独特模式。
委员会的诞生
然而，这种真相与和解的努力，与其说是来自某个个人或某个党派的意愿，不如说是各方面的现实政治需要汇流的结果。
早在1990年，当南非总统弗雷德里克·德克勒克和刚刚获释的纳尔逊·曼德拉展开谈判时，南非的NGO组织、宗教领袖和人权律师们就开始呼吁要解决这个国家各种各样的历史问题。
南非国民党自1948年开始执政后，在国内逐步建立了种族隔离制度，特别是1970年的《黑人家园公民身份法》颁布后，黑人被强制迁移到10个“黑人家园”中，其公民权遭到剥夺。另一方面，1960年被查禁的黑人组织“非洲人国民大会”（非国大）从次年起放弃非暴力斗争路线，开始进行武装反抗。在残酷的武装斗争和暴力镇压中，之后30年的南非历史成为国家的黑暗时代，大量的死亡、酷刑和非法拘禁问题都没有受到任何调查和处理，在全社会和各种社群都留下了大量的历史伤口。
而在1990年代前期的讨论和谈判中，“和解”的含义更多就是“特赦”。在1990年代初政府和曼德拉及非国大的谈判中，释放政治犯和允许政治流亡者回国的问题始终难以解决。在政府看来，应释放的“政治犯”不应包括那些为政治目的向个人施暴的人士，而对从1960年代起便坚持暴力斗争的非国大来说，这样的标准显然难以接受。
而随着谈判的深入，对安全部队人员的所作所为的追究，也逐渐成了困扰政府方面的重要问题。1992年8月，政府提出对双方的所作所为“一风吹”，对犯有暴力罪行的安全部队人员和解放运动成员一并予以特赦。非国大对特赦政府方的责任人坚决反对，谈判因此陷入僵局。一个月后的西斯凯惨案中，安全部队杀死了28名支持非国大的示威者，使政府在谈判中陷于被动。最终，所有狱中的非国大成员都得到释放，而安全部队没有获得任何特赦。担心“秋后算账”的国民党遂在10月通过法案，给予总统德克勒克秘密宽恕政治犯罪的权力。这一单方面做法遭到了非国大和国际社会的谴责。
与此同时，虽然非国大从情绪上难以接受对安全部队成员进行特赦，但其自身的人权纪录也引起了关注，特别是它在安哥拉、赞比亚和坦桑尼亚建立的集中营引起了公愤。1992年3月，非国大自己的委员会在调查后承认，集中营中发生了“令人震惊的暴行”。然而，尽管曼德拉亲自出面承担非国大领导层的“集体责任”，他仍坚持认为，在国民党和安全部队未受惩罚的情况下调查非国大人员的罪行是不可接受的。非国大的委员会因而呼吁“建立一个调查人权问题的委员会，其调查对象应覆盖各个方面的施暴者”。至此，对黑暗时代各方的行为都予以特赦成为了大家共同的最佳选择，各方都看到了特赦与和解的必要性。
1993年，谈判产生的南非临时宪法的最后一条中，对特赦问题作出了规定：“为了促进和解与重建，所有具政治目的并在过往的斗争过程中出现的法案、疏忽和侵害行为都应得到特赦，”并建立相关组织以达成这一目标。1994年非国大通过选举上台执政后，立刻宣布要立法建立“真相委员会”，以解决错综复杂的历史问题。艰难的各方谈判一直进行到1995年5月，最终通过了《促进民族团结与和解法案》。曼德拉总统随后任命了“真相与和解委员会”的17人跨种族成员名单，这一后来被大书特书的转型故事就此开始。
真相
委员会的任务是要调查1960年3月1日（沙佩维尔惨案的月初）到1994年5月10日（曼德拉就任总统）之间发生的严重人权侵害问题，并向出庭提供其知情的全部真相的施暴者提供特赦。委员会的听证会从1996年4月开始，并立刻吸引了全世界的目光。
曼德拉任命的委员会主席图图大主教是种族隔离时代的反对派英雄，在国内有巨大的道德权威。他不参与党派政治，以圣经经文为武器，曾于1985年因坚持非暴力斗争而获得诺贝尔和平奖。他的劝说是德克勒克总统解禁非国大的重要原因之一。
在图图的主持下，成千上万的受害者及其家属走进听证会，流着眼泪讲述他们的遭遇；前总统德克勒克走进委员会，为其在种族隔离时代的统治请求原谅；曾经的高级警官承认，他曾下令炸毁了南非教堂委员会在约翰内斯堡的总部；科学家则指证，种族隔离政府曾考虑研制一种专门杀死黑人的病菌。
在两年的听证和调查中，委员会听取了21000位证人的证词，其中既有过去的受害者也有曾经的施暴者。在电视和其他媒体上，世界各国的人们看到了施暴者的供认和受害者的宽恕。在最著名的电视片段中，一位黑人妇女抽泣着讲述说，在1985年反隔离起义后的一个夜晚，安全警察冲进她家里抓走了她的长子。几天后，一个匿名的警察带她去了停尸房。她看到了儿子伤痕累累到难以辨认的遗体，身上一共被射进19发子弹。
“我不知道我能不能原谅他们，”她抽泣着说，其情绪感染着周围的听众和委员会的成员，“我必须知道谁杀死了我的儿子。如果我能看到凶手的脸，听他讲述他的原因，也许我能够原谅。”随后，在大厅的另一边，三位前安全警察讲述了他们杀死她儿子的过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