加西亚·马尔克斯是属于未来的人，我们感谢他经历此生来讲述未来。他拥有孩子般的慷慨和宇宙般的才华。他的作品是他敏锐洞察力的权威见证，也表明他永远不会背弃自己的出身、放弃他的拉美灵感和对真相的矢志不渝的追求。
——菲德尔·卡斯特罗
2014年4月，诺奖得主、拉美魔幻现实主义领军人物加西亚·马尔克斯在墨西哥首都墨西哥城与世长辞。这一事件迅速在世界范围内引发强烈震动，先是多路媒体以头条新闻对马尔克斯的逝去予以关注，接着是各国政治和文化精英们相继发表评论，盛赞大师在思想美学和叙事技法层面对世界文学做出的杰出贡献，并对其不幸离世表示深切的哀悼。哥伦比亚总统桑托斯在社交媒体上写道：“哥伦比亚有史以来最伟大的人物辞世，留下千年孤独和悲伤。巨匠，永不消逝。”美国总统奥巴马说：“世界失去了最伟大的梦幻作家之一，也是我从幼年时代就十分喜爱的作家之一。”美国前总统克林顿说：“他在真实和魔幻两种布景中捕捉住了我们共同人性中的痛楚和喜悦。作为他的朋友，过去20多年间认识他伟大的心灵和睿智的思想，我感到十分荣耀。”
在众多的悼念者中，有一个年迈病重的孤独身影备受人们关注。他就是古巴革命领导人菲德尔·卡斯特罗。一般而言，文学家与政治家之间的交集甚少。但马尔克斯和卡斯特罗这两位20世纪最具影响力的拉美英雄却过从甚密，彼此之间互称挚友。更为难得的是，他们的友情历经半个多世纪的风云变幻，依然坚不可摧，这令身处浮泛生活时代的我们不由得肃然起敬。下面，我们不妨追随他们的足迹，回忆他们往昔的峥嵘岁月，重温那份历久弥坚的真情，权且作为对马尔克斯的深切缅怀吧。
马尔克斯出生于哥伦比亚一个穷苦的下层家庭。他的祖父是一个激进的自由主义者，曾参加过两次内战，是马尔克斯的政治启蒙老师。马尔克斯在中学时代就信仰了马克思主义，追求社会平等，逐渐成长为一名坚定的左派分子。1959年古巴革命胜利后，他长期为古巴拉丁通讯社工作，帮助古巴政府应对各种敌对势力的反面宣传。在此期间，他发表了大量政治宣言，声援卡斯特罗的社会主义运动，将卡斯特罗的共产主义试验视为其实现理想的一种途径。而另一方面，卡斯特罗一向以反美斗士自居，自然成为同样反美的左派知识分子的精神领袖。在较早时期的报道中，马尔克斯会用过于简单的语言描述古巴人民的生活：“在那里，没有失业，没有流浪，也没有饥饿。”这种绝对化和简单化的报道手法，虽然一度令众多读者感到费解，但却为马尔克斯赢得了卡斯特罗的关注。1977年，马尔克斯将古巴对安哥拉的军事干预称为纯粹的利他主义行为。在看到这一报道后，卡斯特罗意外地出现在马尔克斯在哈瓦那的旅馆房间中。这是革命领导人首次主动找他聊天。在之后的媒体采访中，马尔克斯坦言，卡斯特罗是他认识的最可爱的人。他们交谈了几个小说，甚至还谈到了海鲜。在1983年的另一次采访中，他强调书籍是两人深厚友谊的基础。他说卡斯特罗是一个温文尔雅的人，他们经常在一起谈论文学。
在数十年的文学生涯中，马尔克斯创作了多部长篇和短篇魔幻现实主义小说，成为这一文学流派无可争议的旗手。他的《百年孤独》曾被《纽约时报》形容为“《创世纪》之后，首部值得全人类阅读的文学巨著”。这里面也多多少少离不开卡斯特罗的贡献。马尔克斯在把手稿寄给出版商前，一般都要先寄给卡斯特罗进行审阅，以减少故事情节中可能出现的纰漏。卡斯特罗态度严谨，生活经验丰富，总是能给马尔克斯有益的建议。比如，在阅读《落难海员的故事》时，卡斯特罗根据船只到达时间进行计算，认为船的速度有些不切实际；他还发现《死亡预言编年史》这则故事中的猎枪描述不够准确。得益于此，马尔克斯有一次在受访时竟说，“如果菲德尔司令没有读过，我不会出版任何书籍。”事实也的确如此。马尔克斯曾写过一本关于禁运时期古巴人民日常生活的大部头书，可能就是因为顾忌到卡斯特罗的态度，这部书从未出版过。
1982年，马尔克斯凭借以《百年孤独》为代表的系列作品荣获诺贝尔文学奖。瑞典文学院赞扬马尔克斯以坚定的政治立场，用充满梦境、幻觉和奇妙的想象，勾画了一个丰富多彩的诗一般的世界，反映了拉美人民的生活与斗争。有批评家认为马尔克斯的作品夸张做作，只是用一些超自然的神话来避谈国家的动乱。面对批评，马尔克斯强调他的超现实主义来源于拉美的现实生活。他的《迷宫中的将军》和《族长的没落》就是对哥伦比亚国内暴力所做出的回应。1986年，马尔克斯出版了《霍乱时期的爱情》，其文学地位得到进一步巩固。墨西哥小说家卡洛斯·马西斯对其文学成就进行了高度评价：“他是为数不多的艺术家之一，他们成功地记载了一个民族乃至整个洲际大陆的历史、文化和生活。”
当然，马尔克斯与卡斯特罗之间的友谊所产生的益处并非总是单向的。马尔克斯也尽了自己的本分。据报道，马尔克斯一举成名后，曾被要求作为协调员参加过哥伦比亚政府和多个游击队组织的谈判。在过去的20年中，古巴的许多持不同政见者和反对派作家，都是通过他的说情，才得以重获自由。尽管如此，马尔克斯从不公开批评卡斯特罗的政见，而是不断用自己的政治和文学声望给予卡斯特罗道义上的支持，使这个新生的政权获得更多的合法性。1994年，马尔克斯还曾作为卡斯特罗的特别代表与时任美国总统的克林顿讨论一个双边移民协议，以应对许多古巴人乘船偷渡佛罗里达的事宜。三年后，马尔克斯又向克林顿转达了卡斯特罗的信息，表示古巴愿意提供合作来反对恐怖主义。而在2000年的争夺古巴男孩儿事件中，马尔克斯则积极在《纽约时报》上刊文为卡斯特罗辩护，要求美国政府归还追随母亲逃往美国的古巴男孩儿。
很多人将马尔克斯与卡斯特罗的友谊视作一种体面的交易。在他们看来，马尔克斯乐于成为革命领导人的密友，与领导人比邻而居，享受着御用文人的奢华生活；而卡斯特罗则是看重这份友谊所营造的对知识分子的感召力，毕竟马尔克斯的很多同伴已经背弃了革命。但若做出这样的解读，似乎又过于简单化了。归根到底，除了政治与物质这些表面化的事情，两人首先是真诚的朋友。他们在性格上有相似之处，对不同主题持相近的观点，而且马尔克斯对卡斯特罗的确有着深深的敬仰之情。
与英雄间的友谊相比，马尔克斯与古巴的关系更为清晰。他曾说过，他在哥伦比亚的家乡庄严而肃穆，令他感到害怕。而古巴则是他成为自我的唯一土地。当然，这并不表示马尔克斯在古巴的生活就是舒心的。因为只要他在古巴，就总会有至少三名秘密特工在跟踪他。从20世纪60年代起，马尔克斯开始在墨西哥长期居住。这一时期的拉美各国，右翼势力开始回潮，陆续出现了一些针对共产党和左翼分子的秘密逮捕和暗杀事件。作为古巴革命的公开支持者和卡斯特罗的挚友，马尔克斯被墨西哥情报机关监视了近20年的时间。就在他获得诺奖的1982年，情报机关监听到他与古巴拉美通讯社社长的电话通话。当得知他已经将小说《一桩事先张扬的谋杀案》的版权赠予古巴政府时，情报机关人员在调查报告中做出了如下判断：“马尔克斯不仅是个亲古和亲苏分子，而且还是效命于该国情报机关、从事宣传活动的特务。”
这就是马尔克斯与卡斯特罗缔结友情的部分代价。即便如此，他也从未对坚守这份特殊友情产生过任何犹豫。在他的心中，他依然保存着青年时代对于未来世界的美好畅想。他所有的渴望，都体现在1982年诺贝尔奖的获奖致辞中。他的一生几乎都在向卡斯特罗致敬，坚信一个类似共产主义的乌托邦必将实现。他曾那样自信满满地告诉整个世界，那是“一个全新的、真正的理想王国。在那里，没有人能决定他人的生活或死亡方式，爱情将变为现实，幸福将成为可能；在那里，那些注定要忍受百年孤独的民族，将最终也将永远得到再次在世界上生存的机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