贸易战背景下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再审视
摘要：“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提出和构建为人类新的未来贡献了中国智慧，提供了中国方案，为关切人类共同的命运，超越了已有的各种政治经济隔阂。当前，“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构建面临贸易战的挑战，但在历史和现实的基础上去看待，共同迎接经济发展困难和面对未来始终是人类历史发展远景中的必然选项。因此，认清全球化与贸易战的差异与本质，从而更好理解“人类命运共同体”选择的历史必然性，进而以更加坚定的决心和定力共同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才能最终跨越资本主义的固有缺陷，在中国方案、中国理念和中国道路的引领下走向人类更加光明的未来。
关键词：新时代;“人类命运共同体”;中国共产党;贸易战
中图分类号：F11文献标志码：A文章编号：1002-7408（2019）01-0061-06
作者简介：熊久勋（1991-），男，河南信阳人，国防大学政治学院马克思主义理论专业博士研究生，研究方向：马克思主义理论;高民政（1962-），男，陕西彬县人，国防大学政治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研究方向：政治学理论与军事政治。
近期，中美政治经济摩擦不断，美国不断发起高额关税，威胁退出WTO，美国相关领导人罔顾事实，无端攻击指责中国内政外交，中国为维护国家正当利益提出严正交涉，进行贸易反制。这一世界政治经济出现的新形势、新情况，暗示着历经了数十年的全球一体化进程正在经受严峻考验。全球化趋向分化的态势无疑加剧了世界政治经济和平发展进程中遇到的困难和挑战，全球自由贸易、自由投资布局、自由资金流动、自由资讯流通面临巨大阻碍。世界经济增长、全球政治生态和全球治理新格局变革遭遇到了严峻的考验。这主要是由于西方一些发达国家政治精英的自由主義理念与其国内低端选民的选票发生了冲突，激起了其国内存在的民粹主义情绪。面对这一股全球化的逆流，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顺应历史发展规律，着力倡导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推动“全球治理体系”向更加公正合理的方向发展。同时，以更加坚定的决心和勇气筑牢“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当前，以“人类命运共同体”为统揽的中国价值理念正在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但世界局势依旧不太平，并频繁出现贸易保护主义、民粹主义等新挑战、新问题。因此，在世界政治格局发生重大变革、世界经济找到新的增长动力之前，我们需要透过现象去研究“人类命运共同体”构建过程中所遇到挑战的本质，拷问经济摩擦背后的深层矛盾，在认清“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的历史逻辑以及世界政治经济的未来走向的思维理性基础上，坚定不移地推动世界和平与发展。
一、经济全球化与贸易战的差异及其本质
当前，稳步推进“人类命运共同体”所遇到的不小的阻力，来自于特朗普政府在国际经贸领域发动的贸易战。作为世界经济政治发展的集中体现形式，贸易战与全球化在全球经济发展进程中扮演着不同的角色，背后分别深藏着同异纠缠的质性。正如恩格斯所指出的，历史正是在一种合力作用下发展的，所以任何一个历史现象在历史上的作用和价值都交织着十分复杂的正、负反馈。
就全球化与贸易战这一历史现象而言，首先要厘定其对经济发展的正、负双向反馈。贸易战与全球化有着质性同一之上的巨大差别。首先，在实践出发点上，全球化的主要目的在于寻求更大的市场和原料产地，并在此过程中用国际纵向分工、国内垂直专业分工[1]提升企业劳动生产率以及制造业竞争力，在承认发展的差异性基础上逐利并扩大生产，以促进生产力水平提升;贸易战则相反，以伤人一千自损八百的“零和”思维作为国际交往原则。其次，在价值取向上，经济全球化体现的是全球政治经济制度发展不平衡条件下，推动世界范围内生产力普遍发展的最有效形式;贸易战的逻辑则在于认知差异和利益失衡综合作用下，滋生的对成长大国的恐惧心理所导致的经济极端对立[2]，用强权政治和霸权欺凌推行经济对抗以促进本国生产发展，将自身的发展建立在牺牲别国发展的代价之上。这种选择仍旧凭附于强权政治和霸权主义，是资本主义制度本质缺陷的全球经济实践再体现，特朗普政府企图构建一个仅仅服务于美国利益的全球政治经济发展模式。其三，在政治落点上，经济全球化仍然是多边行为，倡导合作沟通互利的机制;而贸易战则是一种单边主义和贸易保护主义行为，以国内法僭越国际法，引起分歧的扩大，是一种典型的逆全球化形式。
因此，贸易战与全球化虽然在对利润的价值诉求中具有同质性，但却在实践的多维空间里建构了差别悬殊的交往理念、价值取向、实践原则。贸易战属于上世纪已被历史抛弃的冷战思维新变种，以对抗、霸权和绝对利益代替了全球化的合作、对话和互利共赢理念。当前，世界经济发展的多元趋势正面临着逆全球化的挑战，之所以会在全球化进程中出现如此急剧的价值颠覆、实践逆转和政治对立，其根本的局限性依旧是资本主义经济利益理念的狭隘性，因而直接导致了资本主义理念主导下全球合作的脆弱性和不稳定性。首先，世界性经济危机之后，全球经济发展乏力加剧了各方保护主义的情绪，资本主义国家的朋友圈缺乏共同面对的价值认同和交往理念基础。民粹主义、贸易保护主义理念在保护一国财富短期效应上的优势被短期凸显，这一优势取得了对全球化选项压倒性的理念胜利，因而进一步阻碍了区域一体化、经济全球化，贸易限制政策呈现出对促进自由贸易政策的优势力量，极易导致贸易战的产生及其扩大化。其次，当前经济全球化在全球产业链开始了新的布局调整，这一变革过程中的利益再分配导致价值获取方式、途径对应发生了变化，对资本主义利润优先的价值理念形成了挑战。在国际视野中来看，一些原本处于全球产业链低端分工地位的国家具备了提升地位的能力和潜力，逐步在自身能力基础上调整产业结构，从而渐渐获得全球价值分配的有限倾斜，但却因为影响资本主义的绝对利润而遭到贸易保护主义、逆全球化思潮的破坏。而从美国国内情况来看，其在享受了数十年全球廉价劳动力、廉价原材料产地以及巨大销售市场后，本国产业调整加速，中低端就业机会消失。然而在其社会治理失效后，国内政治秩序随后便出现了难以弥合的困境。资产阶级精英政治的自由主义理念无法解决最为普遍的民生问题，导致政治转向，使得民粹主义思潮得以主导国家政治行为和经济理念。最后，经济增长乏力时，基于不公平规则的贸易霸凌主义实践，使得资本主义绝对价值优势得以维护。贸易战选项着眼于排外的民族国家利益，以确保本国贸易优势崛起为财富的来源、战争的命脉以及敌人所畏惧的对象[3]，因而既成为“顺应民意”的极端民族主义选择，又成为全球产业链较高地位既得者“顺手牵羊”的选项。面对某些国家贸易保护主义极端政策，中国政府在维护世界和平推动新秩序生成的实践上，仍然面临难以避免的代价，既要坚决扩大开放合作坚决捍卫自由贸易和多边体制的实践原则，又要在保障自身利益与关切民意的基础上进行有力的正当反击。当前特朗普政府越来越走向更加极端的贸易保护主义，对全球化业已形成的和平、发展、合作、共赢实践原则构成了极大挑战，给世界带来巨大不安定因素。中国作为一个世界性的贸易大国，在有理有力有节地回应的基础上，仍需要与大多数倡导开放、包容、合作的国家继续走谋求共同发展的道路，以避免贸易战发展成为世界经济政治秩序变革进程中的死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