引进西方“科学管理方法”的清末民政部尚书善耆
1907年，清政府任命肃亲王爱新觉罗·善耆主管民政部。到1911年，善耆任民政部尚书(后改称民政部大臣)共计4年4个月。当时的民政部职责范围很广，相当于现在的内务部、民政部、公安部等部门。除此之外，善耆在任期内还分管诸如重建海军及推行“宪政”等亨宜。在短短几年执掌民政部期间，善耆为挽救岌岌可危的清王朝，吸收、借鉴了当时西方列强的一些科学管理方法和经验，做了一些工作，并取得了一些成就，接连创造了几个“中国第一次”。
革新和巩固警察制度
善耆任工巡总局管理事务大臣时学习欧洲及日本的警察制度，开始时在工巡总局属下设立警务处，在北京东、西城工巡分局设警巡、巡捕，并设巡捕处160余处，另设立了警务学堂培训巡警。调至民政部后，善耆继续改革和完善警察制度。
清朝京城的警务原来由步军统领衙门、顺天府捕盗营等担任，缺少统一的警务机关。他们多半只知欺压百姓，不知守护之责。自从善耆采取近代化的警察制度并设立了相应机构，大力培训巡警，扩大高等警官学堂等措施，经过数年努力，中国警察制度得到创立，京师的治安得到很大的改善。京城内第一次出现了派出所。巡警被派到各个街区负责日常警务，第一批木制的“巡警阁子”开始布置在繁华的街道、路口。1908年光绪和慈禧相继去世，市面人心惶惶。经过善耆的安抚及加强警戒，北京没有发生任何治安事件，致使光绪的殡葬大典和慈禧的葬仪得以顺利举办。参加这两次大葬礼的外国使节感叹说，“在此复杂的形势下得以保全社会安厅，完全是肃亲王指挥调度有方的结果。
关于“地方自治”的第一个具体方案
1909年后，善耆亲自起草的长达1500余字的奏折，是按照“九年立宪”而制定的地方自治规划。地方自治规划是按照日本及欧洲国家立法和执法两权分立的原则制定和执行的，内容涉及自治章程的制定，议事会、董事会的筹建，户籍法的施行以及警政、人口普查等诸多事宜，并包括每一年对前一年工作的考核与审定。此规划得到摄政王载沣的采纳。按此规划已完成了宣统元年及宣统二年的规划，宣统三年五月善耆与总理大臣庆亲王奕勖不和，被调任理藩部大臣，但是宣统三年的规划与基本完成了。此后清朝灭亡，该规划中途停止。
第一次全国人口普查工作
善耆在推行地方自治工作中学习国外的先进经验，安排了人口普查工作。虽然此项工作也因清王朝倒台而中止，但是留下了中国人口发展的宝贵的参考数据。因为中国人多地广，历史上很难提出准确的人口及户数的数据。过去说中国人口大致有4亿人口，是根据1838年(道光十八年)颁布的全国人口数字40900万人而来，而此数字是按照大清国18个省上报的数字，并不包括内外蒙古及西藏地区人口，各省上报的人数也是当时地方在册的户数的估计数。20世纪当初当时驻清朝的美国公使对中国人口进行分析研究而提出的人口总数不超过27500万人，此数也是根据一些历史资料分析而来，也不是进行人口普查而得出的。
善耆任民政部尚书不久，研究各国进行人口调查的方法及配合推行地方自治工作的需要，专门制订了人口普查计划，并由光绪三十四年(1909)开始至宣统二年(1910)十月完成户数登记。计划宣统四年(1912)十月完成人口调查。但因清王朝灭亡，善耆的人口普查工作也中途而废，黑龙江、山西、甘肃、四川各省及乌里雅苏台、伊犁、绥远城、福州、广州、汉口、杭州、凉州等地驻防军管辖户数尚未报来，西藏等西部边远地区由于尚未许行地自治而未进行登记。但是就以上统计户数有23400809户。按当时一般大户算一户人，因此每一户平均十口人计也有23500余万多人。如果全国都报来有可能达到4亿人口。此数字只有人口普查工作开始一年的数字，远没有反映全部数据，只能作为参考数据。
甲午海战后的第一个重建海军方案
善耆任民政部尚书时期，对清廷海军现状进行了调查，并上书朝廷《筹办海军基础》一折，得到清廷的重视和采纳。1909年，清廷降谕：“方今整顿海军实为经国要图。着派肃亲王善耆、镇国公载泽、尚书铁良、提督萨镇冰，按照所陈各节，妥慎筹划……”经过3个月的悉心观察，并参照世界各国的数据，善耆对当时海军的教育情况、舰船情况及军港厂坞等情史作了详细报告，强调了培养海军人才的重要性，提出充分利用现存舰只，加强海军基地建设等主张，并对所需经费上报了预算。这一重建海军方案尽管得到摄政王载沣的欣赏，但是出自对善耆的猜忌，始终不予善耆兵权。
海军重建案是善耆的建议，并由善耆任海军筹办委员之首来解决各项具体事务。因此中外人士都认为设立海军部时，必由肃王任海军部成立时任命了摄政王载沣之六弟载洵贝勒为海军部大臣，并任七弟载涛为禁卫军大臣掌管陆军。可是当时洵、涛两兄弟皆为二十出头的青年，甚至老成谨慎的张之洞也认为二人难以承担如此大任。对海军大臣这个官职载涛、载洵争得厉害，善耆退让了，载沣后来把海军大臣的职位给了载洵。溥侗后来说：“大哥(指善耆)真傻，就这么轻易地把海军大臣让给别人了，也不争争。”
开展卫生防疫．召开中国近代第一次国际学术会议
旧时广大民众缺乏卫生知识，很少公共卫生机构，尤其经过八国联军的破坏和地痞流氓的骚扰，造成垃圾脏物到处乱倒致使京城脏乱不堪，疾病流行及缺少医疗机构和相关医师药物。自善耆担任工巡总局限性管理大臣直至民政部大臣的十年多的时间，致力于改善城市及卫生面貌，做了几件事。
首先，善耆任期内，北京开始有了自来水供应。从1908年开始，为了使自来水能送进朱门大院及饭店，在东直门外过桥迤北冰窖后身的香河园建了一座高40米的水塔，塔顶系一圈小铃，风吹铃响，当时在北京也蔚为壮观，可算城外的一个西洋景。水塔全部用进口货，采用钢结构，不算大小铆钉，光各种钢材便达250多吨之多。水罐容积500吨，全是铆活儿。进塔内螺旋式楼梯直达顶部，站在塔顶内可凭窗俯瞰北京全景。
其次，善耆任职民政部大臣时期，开展防治鼠疫，并以此为契机，召开中国首届国际卫生防疫会议。1911年1月发生了鼠疫。疫情起初在东北某些地区出现，1月15日蔓延到天津，20日在北京也发现了感染患者。鼠疫在一般市民及外国驻京人员中引起了极大恐慌，石炭酸等药物价格暴涨，煤炭奇缺，大扫除用的扫帚都成为珍品。有的囤积粮食，市面流行着歹徒乘机进行暴乱等流言。善耆闻讯后，采取各种措施，对治安及卫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