左右江革命根据地建立前后中共的政治动员模式
[摘要]基于在革命实践中形成的对群众基础的客观认识，中共对少数民族政治工作重要性的认识经历了一个理性的认识过程。左右江革命根据地建立前后，开创了对壮、瑶族农民的政治动员模式。两者的良性互动，使农民产生了巨大的向心力。在具体实践中， 中共更多对农民以通俗生动的形式来保证群众的积极性，进而以经济利益满足群众需求来达到政治动员的目的。
[关键词]左右江革命根据地；政治动员模式；少数民族
北伐战争的悲壮结局及跟随而至南昌起义、秋收起义和广州起义的相继失败,迫使中国共产党向广大农村作战略转移。在远离城市的荒僻乡村，与当地农民结合，浴血奋战，艰难探索出一条革命的新路。1929年12月和1930年2月，在广西壮、瑶族人聚居地百色和龙州成功爆发了由邓小平、张云逸、韦拔群等领导的起义，并组建了红七、八军，建立了当时在少数民族地区地域最大、人口最多的苏区——左右江革命根据地，开创了我党在少数民族聚居地区实现工农武装割据的先例。
一般地讲,政治动员指特定的政治主体包括政府、政党或者政治集团等为实现其在特定时期内的政治目的，运用通俗生动的形式，自上而下激起动员客体的积极性和创造性，引导他们自下而上参与政治生活，以实现特定的政治目标的行为和过程。政治动员是中国共产党在民主革命时期至关重要的政治优势，在广西民族地区的革命实践中创造了政治动员新模式，很好的解决了中共自身与少数民族双向互动的过程,弥补了落后的经济文化的制约，激发了广大群众的参与，短期内赢得了尊重和认可，并最终扎根立足。
一、百色起义前中共对壮、瑶等少数民族政治动员的定位
民心相背历来是起义的组织发动者考虑的基本因素,年轻的中国共产党也不例外。群众是革命力量之根源,是苏维埃革命的铜墙铁壁,对群众的政治动员无疑成为奠定群众基础最关键的一环。
（一）中共对壮、瑶族政治动员的严峻性有更理性的判断
广西最早的农民运动是由壮族人韦拔群开始，他于1921年在东兰领导广西农民运动，1923年“三打东兰城”的胜利使他名震右江，但由于桂系军阀发动反革命政变，右江农运屡遭镇压，他本人也遭通缉出走广州。1926年轰动两广的“东兰农民惨案”中，据当时国民党广西省农民部长陈协五的调查统计，全县被烧、抢、勒索的农户达七千四百一十八家，掳去牛马二千四百六十七头，勒索款项八万三千六百八十三元，杀害农运骨干和农民一百四十余人。[1]右江各族人民的革命力量遭受了摧残，中共的政治动员工作陷入了困境。
大革命期间群众踊跃支持革命的印象，愈贫困者愈革命的惯性思维使中共对革命形势和群众参加革命的积极性做了过于乐观的估计，随着革命斗争的深入, 党对群众工作的重要性和紧迫性的认识不断深化，迫使中共对革命的形势和群众基础有了更加清醒的认识,对政治动员工作有了务实的思考。
（二）对壮、瑶少数民族政治动员的民族性与长期性的重新定位
左右江地区是壮、汉、瑶、苗等民族聚居区,生产落后，兵匪横行，生活非常困苦。其中壮族约占这一地区人口总数的85%，分散与各县；汉族约占10%；瑶族约占4%，分散在东兰、凤山、都安、恩隆（今属田东县）、果德（今属平果县）一带山区；其他民族占1%。长期以来，左、右江各族人民除了受帝国主义和军阀的残酷蹂蹄以外，他们所受的封建压迫，比其他地区更为深重，同时还加上民族歧视和民族压迫，各民族之间自古存在着严重的隔阂。壮族被反动政府称为愚顽的“土人”，瑶、苗等少数民族被称为未开化的“原种人”[2]占人口少数的汉族、瑶族还受着壮族土豪劣绅的欺压、歧视。如东兰“土人。。。。。多住田洞，均操壮话”，而“客人”，即外地迁来的汉人，被称为“胡广佬”，他们“多住山洞，均操国语，土人向耻与伍”，多被呼为“瑶佬”的瑶族人民，“多住悬崖陡壁间，年中尚须向土人纳贡”，至于“绅董沿袭土司遗制，更常擅用私刑，以武断乡曲，故土人中之贫弱族姓，所受者一重压迫。而客、瑶则须受二重三重”[3]。因此，他们的革命要求和反抗精神尤为强烈。我党对民族地区的政治动员的定位迫在眉睫。
毛泽东“枪杆子里面出政权”的著名论断和“八七”会议所确立的武装反抗国民党的总方针，确定了中共开展革命的中心任务就是武装斗争。历经大革命失败，国民党的白色恐怖和桂系的镇压，右江各族人民在党的领导下，向少数民族的纵深地区收缩和转移，并对民族地区的政治动员地方性与群众基础认识的长期性有了更深的理解。那种认为开展了宣传工作，喊几句口号，群众基础就自然建立起来了的想法过于简单。政治动员工作的、民族性与艰巨性逐渐成了党和军队工作的重要内容。
二、左右江革命根据地建立前后中共的政治动员模式的实践
政治动员是进行教化与理论的宣传过程，主体意识能否成功地被客体所认同、吸收，除了政治动员实施者自身树立了正面的形象外，也与对壮、瑶民族量身定做、通俗易懂的动员形式有关。
（一）以扫盲教育为主的群众动员
各族人民同样有受教育的机会。左右江根据地各地、县、区、乡四级政府设有文化委员会或文化委员，办学形式以短为主，长短结合。主要通过开办夜校、识字班、各类训练班和各级劳动小学等形式来提高民众的文化水平。识字班、农民文化夜校是群众扫盲的主要形式，成为根据地文化教育的最普遍、最主要的方式。西山瑶族十六个乡当时都设立了学校，八至十六岁的儿童和少年都入了学。经费全免。瑶族学校的教师由工农民主政府派去，经费全部由县供给。从1929年12月到1930年1月,仅恩隆、向都县北区、凤议县仑圩就有平民学校160所。农民中各类学习班使用的教材由苏维埃政府结合革命形势、任务和当地实际情况自编,如当时自编的《工农兵识字课本》中有“土地革命要作到消灭土豪劣绅、地主阶级,把土地分给农民”等诸通俗易懂的内容。由于长期以来农民没有受教育的机会,学习热情非常高涨。
（二）以平等政策宣传为主的民族动员
左右江革命根据地建立后，中共通过会议决议、布告、报纸、标语、小册子和口头宣传等形式，宣传中国共产党的民族平等政策。尊重壮、瑶等族的风俗习惯。东兰县工农民主政府一位负责人的笔记里，就记录了要调查“各小民族的衣食住”和语言、礼教、性格、特殊风俗等问题(区博物馆藏调查资料)，党支部生活也要检查执行民族政策情况，“不许互相轻视，不许叫瑶族为‘布龙’，不许叫汉放为‘布滚”[4]，“团结瑶胞”的口号转变为具有鲜明阶级性的“打倒山主，解放瑶胞”。1929年10月底，韦拔群在东兰开展工农革命运动中，根据邓小平的指示，颁布了《东兰县革命委员会最低纲领草案》，在纲领中第一次明确而系统地规定了“关于瑶民方面”的政策：“1．提高瑶民的知识教育。2．瑶民经济、政治、教育、工资上与其他人民一律平等。3．严禁虐待瑶民。4．没收山主的山场、土地、森林分给瑶民” [5]；右江党组织也提出了“提高瑶民的知识教育”，“瑶民经济、政治、教育、工资上与其他人民一律平等”等口号和主张；红七军则提出了实行各族“官兵待遇平等”的主张。认识到帝国主义及其封建军阀的反动统治，是中国人民痛苦的根源，只有团结才有出路。思想觉悟有了很大提高。当时在根据地中流传一首壮族山歌：“苏维埃成立，各民族平等；打土豪分田地，大家得翻身。”[6]在党的领导下，声势浩大的反帝斗争在左江地区各族人民中间展开，如驱逐法国驻龙州的领事、神父和海关官员；沉重的打击了左右江地区的土司残余势力。1930年至1931年，西山党支部的十一名领导成员中，就有五名瑶族干部。当时流传这样一首山歌：“众位瑶胞一起来，同进官府也不碍；工农掌权坐天下，因为有了苏维埃。”表达了瑶族人民当家作主的欢乐心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