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型重在转念


  【摘 要】通过对《公共行政的精神》这本书中的问题意识、核心命题和关键性概念的体认与解读,得出中国转型期的公共行政改革可适当借鉴《公共行政的精神》重申公共价值的理念要旨。转型重在转念,中国转型期需要重申公共行政精神,重视本质性思维,但要基于中国转型期的大国现实进行合宜的选择而非直接照搬弗里德里克森的理论体系与结论。
  【关键词】公共行政精神;大转型;中国公共行政改革;价值选择;公共行政价值
  【中图分类号】D035 【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9-4997(2014)03-0040-10
  收稿日期:2014-06-05
  作者简介:李培挺(1982-),男,山东济南人,曲阜师范大学政治与公共管理学院讲师,博士,研究方向:公共管理、行政
  思想史。
  基金项目:2013年国家社科基金“中国转型期管理理论创新的路径选择与模式建构研究”(基金号:13CGL003)阶段性成
  果;曲阜师范大学博士科研启动资金资助。
  一、回归经典与温暖心灵
  我们这个时代是一个无纸化、智能化、网络化的时代,是一个欲望躁动的时代,是一个因社会大转型而价值选择迷惘的时代。对于大众来说,在这个时代读图胜过读书,而读书往往也是追求娱乐化、快餐式阅读,而这很难激荡我们的心灵。对于某些所谓的理论研究者来说,是项目化“搞”学术的时代,相当一部分人仅仅通过粘贴、复制、拼凑来“搞”科研,似乎脱离原著也能“搞”研究,更能出大量的成果。因此,这是一个急需反思“阅读什么、如何阅读”的时代,也是一个急需倡导回归经典、研读经典的时代。因为静下心来研读经典,才可以给我们带来心灵的震撼、启迪与共鸣。这样才能使得处于躁动时代我们紧张而过度兴奋的心灵得以舒缓和温暖。只有静心读经典,才能真正体认理论的真谛。基于此,我们需要回归经典进而重读经典,这是时代的呼唤。而“为了在国内公共管理学界引起阅读经典、评论经典的风气,以诠释、解读、批判等方式促进学科的思考与对话,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联合国内多家学术期刊单位,共同举办‘公共管理经典书评征文大赛’”,可谓适逢其时。
  为此,笔者选取新公共行政学派的代表人物弗里德里克森的扛鼎之作《公共行政的精神》来响应这次重读经典活动。为什么选取这本书?第一,《公共行政的精神》是美国公共行政变革时期的经典之作,研读它可以更系统地体认新公共行政的理论主张及其对时代变革的回应。因为它是一本新公共行政学派代表人物弗里德里克森在20世纪末的总结之作。第二,这也是中国公共行政转型时代所需。它正视并回应了公共行政变革、职能转变的时代需求,它对中国公共行政如何转型有切实的启示意义。因为它的问题关切的是公共行政转型中价值定位的大问题。而《公共行政的精神》会启发我们在公共行政的具体运作中如何转念、转什么念上提供借鉴与参考。第三,我国学术界虽早已开始引介、传播弗里德里克森的公共行政思想,但在对其引介、传播中,笔者发现了一个应该加以注意的问题。对于某些学者来说,似乎弗里德里克森的公共行政思想就是为中国公共行政改革服务的,似乎无需考虑国别、情境与文化之别,拿过来就迫不及待地结合中国的公共行政改革相互参照解读,没有顾及弗里德里克森这本书是以美国公共行政学的理论与实践为背景而写的。这涉及到一个理论研究的基本规范问题,即如何对待国外理论前沿?如何吸收、借鉴经典著作?
  笔者认为,对待经典,不能仅仅有两个任务:理解、诠释与借鉴、应用。还应有第三个任务:批评、反思。这个任务不可或缺。因为只有经过反思与批评,才能去伪存真鉴别出哪些思想能为我所用。这也涉及到一个老话题,对待经典不能采取本本主义以及简单地采取拿来主义,更要注重反思。既要重读经典,更要理解经典、反思经典后才能借鉴经典。对待经典不能俯视,也不能仰视,而是与作者心心相印的沟通与对话。只有这样才能像张成福教授所期待的,重读这本经典就是寻找公共行政的“灵魂之旅”,才能“涤荡”读者的“灵魂”,[1](P7译者序)回应时代的精神。
  二、理解公共行政的“灵魂”
  对公共行政的心灵之旅应该如何展开?笔者认为,理解弗里德里克森,可以通过探讨《公共行政的精神》的理论关切、理论意义和初衷指向,抽离出那些值得重视的理论命题。
  (一)《公共行政的精神》的问题关切:强调什么、重申什么
  探寻《公共行政的精神》,笔者将从以下几个方向展开:
  1.公共行政而非政府行政
  弗里德里克森认为,公共行政学,并不是政府行政,更非一般行政学,而是公共行政学的理论与实践。公共行政的前辈如威尔逊(Thomas Woodrow Wilson,1856—1924),一开始就明智地选取公共行政而非“政府行政”来表明公共行政的研究领域。这里弗里德里克森重在强调公共行政的公共性特质。公共行政应该作广义的理解而非狭义的理解。在此关切下,他是这样定位“公共”的——用来描述“发生于私人生活之外,区别于市场行为或者追求利润行为”的一系列集体活动,它包括“集体公共行为的各种形式与表现的行政或执行层面”,[2]它的载体包括“所有具有公共性质的(包括政府、准政府及非政府”的机构。[1](P198)照弗里德里克森的说法,在这里公共行政的“公共”是一个“前政府”的概念,它涉及到“邻里、志愿团体、教室、俱乐部”等。[1](P4)当然,政府——它也非仅仅指向国家层面的政府,而是包括联邦政府、州政府、县政府直至社区委员会都是体现公共行政的部门。公共行政关系中的人与人、人与组织的关系不仅仅是政府与公民之间的纵向垂直——权威-下级关系,它更多是公民与不同类型的公共组织之间横向的合作、共享、互动的关系。弗里德里克森的用意在于,当人们想当然地认为,政府与公共就是同一个概念时,他想重申,两者不仅不是一回事,而且有本质的区别。这种重申对理解公共行政十分必要。因为它代表公共行政价值的基本定位。他的问题关切是,“如何将关注的焦点放在公共行政上,而不是仅仅放在政府行政上。”[1](P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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