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历史档案研究的力作
摘要：史料的丰富是史学研究的基础和发展的动力，档案史料的搜集与整理越来越成为当今史学重视的领域，相关的成果正不断涌现，但对于原始史料文本自身即官方公牍的研究却一直未能有所突破。公牍自古代以来就与国家政治、行政相始终，并成为政治运作过程中的重要链条与信息渠道，具有强大的政治功能。《民国时期的公文改革与行政效率》（1912-1949）别具一格，从公文运转与行政效率的关联角度阐释了公文对于行政效率提升的促进作用，涵盖了整个民国时期，成为专门研究行政史的又一力作。
关键词：历史档案；公牍
中图分类号：K06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1-1580（2017）09-175-03
“汉所以能制九州者，文书之力也”。自古以来，公文就有强大的政治功能。而对公文政治功能的阐释，常常散诸于史学、文学、档案学、行政学等领域中，不成规模与体系。史学界侧重公文档案史料价值的研究，文学界侧重公文文本的研究，档案学界侧重历史档案保管方法的研究，视角不一，研究各殊。最关键的是，从跨学科领域和动态角度开展公文档案史的研究成果尚不多见，这是目前公文档案史研究中亟需突破的领域。李章程副教授的《民国时期的公文改革与行政效率（1912-1949）》（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6年版）就是此方面的力作之一，该书共分六章，分别为南京临时政府的公文改革与行政效率、北洋军阀统治时期的公文改革与行政效率、南京国民政府前期（1927-1932）的公文改革与行政效率、行政效率运动（1933-1936）与公文改革、抗战时期（1937-1945）的公文改革与行政效率、抗战后（1946-1949）的公文改革与行政效率。细而述之，第一章从晚清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与近代公文的巨变着手，从公文工作机构、公文程式、公文处理、公文人员四方面分析了南京临时政府的公文革新及其对于现代行政架构创荆辟莽的意义。第二章将北洋政府时期的公文改革分为1916年袁世凯复辟帝制的倒行逆施和1916年后袁世凯时代的公文改革，并从公文程式、公文管理机构、公文处理、公文人员方面进行了详细的分析，同时阐述了电报公文与行政效率之间的关系。第三章从公文程式、公文格式、公文机构、公文人员、公文处理方面阐述了南京国民政府前期（1927-1932）的公文革新。第四章从行政效率运动的大背景出发，将公文改革与行政效率、行政学研究紧密结合，从公文制度、公文处理、公文人员几方面的改革来分析公文革命与行政效率的关联。第五章从战时公文管理机构、公文处理、公文人员、蒋介石与公文改革几方面分析了抗战时期的公文变革，阐述了战时体制下，公文如何變革以提升行政效率。第六章从公文程式、文书工作竞赛、公文处理三方面大体评析了抗战胜利后公文的变革。总的来说，该书有以下几个方面的显著特色。
一、跨学科的研究方法
任何一个学科都需要在创新中求发展，在兼容并包、囊括万象中求进步，清末民初的进化史观早已提供了科学的典范。梁启超先生在《新史学》中更是发出了“取诸多之公理公例，而参伍钩距之，虽未尽适用，而所又必多矣。问畴昔之史家，有能焉者否也”的呼吁，提出了“跨学科”的治史之法，虽历经百年，但仍是当前不同学科在创新研究中所秉持的一个基本方法与理论。《民国时期的公文改革与行政效率（1912-1949）》涉及历史学、档案学和行政学三个主要学科：关于历史学，缘于本书的研究内容是在民国时期的政治行政制度框架内的分析，脱离不了具体的历史大背景和政治行政架构；主涉档案学，归于历史文书档案的研究一直是中国档案史的研究范畴；旁及行政学，因为中国近代文书档案学的诞生离不开20世纪30年代国民政府的行政效率运动的推动，是专门行政的研究对象之一。在通篇的结构当中，作者在论述不同时期的公文改革与行政效率时，既有历史的纵向脉络感，又有不同阶段的层次性；既有以公文改革为主线，又兼及行政效率的导向与历史因素的分析。举例来说，第二章谈论民初公文程式的推行遇阻这一问题时，作者既没有笼统地一笔带过，又没有浮于表面，而是从动态的过程对此来龙去脉进行了较详细的探究，并从政治制度、中央与地方关系、官吏成分进行了较为深入的历史分析，从而在纵向与层次之间较好地实现了历史学、档案学与行政学的有机交叉融合。
二、点、面结合，研究时期相对完整
20世纪30年代的行政效率运动所催生的公文档案研究热潮直接导致近代档案学的产生，受此影响，当代的一些重要研究成果往往因循这一主线，如潘嘉的《文书学纲要》（1981）、邹家炜等的《中国档案事业简史》（1985）、吴宝康的《档案学理论与历史初探》（1986）、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编的《民国时期文书工作和档案工作资料选编》（1987）、刘雨樵编著的《公文起源与演变》（1988）、刘尽等编辑的《中国文书史稿》（1989）、周雪恒主编的《中国档案事业史》（1994）、吕发成的《中国公文史》（1995）、裴燕生编著的《历史文书》（2003），丁晓昌、冒志祥主编的《中国公文发展史》（2004）、胡鸿杰的《中国档案学的理念与模式》（2005）、李昌远的《中国公文发展简史》（2007）等。学者们主要提出了以下一些观点：行政效率运动为中国档案学的诞生提供了良好的社会背景；行政效率运动中的文书档案改革是中国近代档案学诞生的直接原因或动因；行政效率运动为中国近代档案学的产生提供了条件，并奠定了方法论、人才、实践和理论等方面的基础。即使为数不多的学位论文，如《政治秩序与行政效能：南京国民政府时期公文制度研究》《南京国民政府对美外交文书研究（1937-1945）》《南京国民政府时期（1927-1937）文书档案工作述论》《论民国时期（1911-1949）机关文书档案工作的形成与发展》等，也多为讨论南京国民政府时期的公文档案制度。事实上，单就公文档案本身而言，它的改革或革命，民初就已初显端倪，并且多有开创意义。只是局限于20世纪30年代，显然缺乏一种纵向的较为宏大的叙事分析。从这一点来说，该书将之置于从民初到1949年，显然已经拓宽了民国时期公文档案的研究期限，并进行了阶段性划分，从而自成一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