走近《旧制度与大革命》
摘 要：在《旧制度与大革命》一书中，托克维尔通过对法国大革命前夕该国社会风貌的描绘揭示出了法国大革命爆发的背景。在这其中，法国的行政范式、法国的社会阶层情况以及引领法国大革命的政治理想可谓法国革命孕育、发展、高潮甚至湮没的三条主线。高度集权的行政范式、重新洗牌的社会阶层、由文人政治家提出的政治理想更成为对革命前途不容忽视的决定性因素。在本文当中，作者将从上述三个角度重新整合《旧制度与大革命》的既有思路，试图说明上述三个因素各具怎样的特点，明晰行政、社会阶层以及政治理想是如何促成了法国大革命，并且为它赋予了怎样的特征。
关键词：革命 行政范式 社会阶层 政治理想
一、18世纪法兰西的行政范式
托克维尔在《旧制度与大革命》当中花费了大量篇幅描述大革命前夕的行政范式，这种行政范式呈现出以下三个突出特点：其一，行政系统高度集权，但同时效率低下、不守法律、办事制度相互冲突。巴黎“越来越成为法兰西的唯一导师，它已赋予一切人以同一形式和共同的行为举止。”以巴黎之一隅欲治法国之大，便不可避免地“必须发明上千种审查手段，行政程序慢得惊人”。其二，行政系统的封闭性极强。这主要通过三点表现出来：（1）行政权干涉司法权的正常行使：涉及行政诉讼案件将移交专门的行政法院受理，不出意外遭殃的便是诉讼人。（2）腐败的人事制度。资产者攫取公共权力的唯一途径——公职赎买制度大大削弱了政府机构的公共性，资产者“历来为赎买城市官职而付的钱其数额之大使我（作者）震惊。”（3）影响最为深刻的是各省总督由国王亲自指派，贵族无法通过“无失尊严”的方式以改头换面成为国家行政官员。其三，行政所干预的事务几乎无边无际，直至基层事务，绝大多数省份的三级会议呈虚置状态；并且这种权力的行使往往不受限制，行使方式也缺乏合理性。托克维尔写道：“有一位总督处罚资产者民团成员20弗里尔，因他们在唱《赞美诗》时缺席。”然而，行政权力行使的结果却不能令人满意，比如军役税的征收。行政对法律的僭越更导致了一项难以治疗的后遗症：使得无论路易王朝在统治末期欲推行多少改革之策也是于事无补，因为最终的执行必然与其初衷大相径庭，而只会造成无谓与茫然的冲突，增强社会的无序化。并且，过度干预社会事务的行政只会让公民对其产生厌烦，最显性的绩效合法性随时面临枯竭的危险，行政上的一点点错误便会招致冷嘲热讽，而这种错误几乎是家常便饭。
二、剧烈变动的社會阶层状况
法国大革命前夕的社会阶层状况较其封建时期发生了很大的变化。主要说来，贵族、农民、资产者、文人政治家承担着与以往完全不同的社会角色，并且值得关注的是，一个阶层的权利与义务往往不对等，这是法国大革命的一个导火索。法国农民虽然遭受着如军役税等苛捐杂税的疯狂盘剥，但较他国农民具有两个最本质上的区别，最值得我们去关注：其一，法国农民对自己的土地享有所有权，进而从富农当中分化出有产者。其二，法国农民逐渐脱离领主——贵族对自己的管辖，转而接受行政官吏对其的管理。上述第二个特征与贵族阶层的身份变化有非常直接的关系。贵族在被解除对自身领地内部事务的责任之后，包括但不限于豁免税务的一系列特权却被法律保留下来。贵族精神已是昨日黄花，但是他们性格内部的傲慢与不屑仍然主宰着他们的行事方式，使他们不愿意融入其他社会阶层的公共生活。资产者当中的一部分诞生于农民。上文已经分析过资产者为了攫取政治权力所付出的艰辛代价，所以自然不能指望这个阶层能为农民的福祉付出多大的努力。但是在反对经济特权这个大旗之下，他们可以短暂地与农民形成共同的目标。但是在革命取得短暂胜利之后，资产者便很快抛弃了自己的盟友。文人政治家可谓是一个崭新的阶层，一变而为当时事实上的首要政治家，而且确实是独一无二的政治家，因为其他人在行使政权，唯有他们在职掌权威。由于并不享有充分的政治权利，他们很难充分地投入到政治实践当中去，但是他们非常善于描绘一个美丽的政治理想，并使用文学化的语言用一种浪漫的语调向大众传播开去。文人政治家在当时承担着向其他阶层启蒙的作用，可谓法国大革命的精神导师。
三、当行政权力作用于社会阶层
当18世纪法兰西的行政范式作用于18世纪法国的社会阶层时，我们可以：（1）将政治领域比作金字塔，按拥有公共权利与义务的多寡将上述阶层（贵族、农民、资产者、文人政治家）划分进不同的层级。不难发现，除统治阶层外各阶层的绝大多数都属于较低的层级。（2）同样将经济领域比作金字塔，按拥有经济特权的多寡将上述阶层划分进不同的层级。不难发现，贵族显然较其他阶层处于高得多的层级。因此行政权力作用的一个结果在于，它在资产者与农民阶层当中埋下了不公平感——这一邪恶之花的种子，而这种不公平感也在与日俱增着，并且诉诸着政治性的解决手段。行政权力对于法国各阶层的影响当然远不止于上述这一个，另外一个值得 去关注的是其对资产者及农民阶层内部的影响。当一个阶层被剥夺了以集体的身份参与公共事务的权利时，我们会发现这近乎于宣告了一个阶层的终结：这个阶层整体将呈现低凝聚力、低共识度、低组织化，这个阶层内部的成员将自然地把目光仅仅聚焦于私人生活。即使私人利益的实现因为特权的存在将暂时受到压抑，这仍会使这些成员的革命动机显得不那么崇高。这一点托克维尔通过法国农村军役税的征收进行了极佳的预示：农民们在窥伺着彼此的财产，以求在征收过程当中减少自己所应缴的份额。除此之外，对于军役税的征收使得人心惶惶、鸡飞狗跳，不少农民被迫离开赖以生存的家园以逃避这项残酷税赋的盘剥，行政权力对于基层事务治理交出的不合格答卷使得特别是农民阶层呈现出极强的不稳定性。
四、缺乏具体实践安排的政治理想
政治理想是一个独具诱惑力的词语。萨托利在《民主新论》当中对政治理想有一个非常有趣的认定：理想永远有点狂妄，它永远有点过头。但是法国大革命作为一场政治实践，正是要积极且英勇地去实现那个时代的政治理想。而令人遗憾的是，整体而言，提出革命理想的文人政治家们并没有找到贡斯当所谓的“中介原则”，将他们的政治理想转化为萨托利笔下的“监控与反馈机制”，通过详密的安排稳步且扎实地向目标迈进，因此他们的政治理想往往在实践中异化。例如，伴随着社会阶层情况的剧烈变动而到来的权利与义务不平等的分配，使得“平等问题在他们（18世纪的法国人）的政治学说中占有重要位置”。天赋人权、人人平等的思想逐渐深入人心，这无疑是对既有封建体制的进步性的抗争。因此不少思想家对维护平等充满了热心。如卢梭就曾说道：环境的力量始终倾向于破坏平等，惟其如此，法律的力量就应始终倾向于破坏平等。但是对平等的追求，往往易急于求成，并向另一个极端迈进：即消除所有的差别，达到包括政治、经济等权利的完全一致，这一思想在革命的后期逐渐占据上风。但我们要留心到，平等一方面表达了相同性的概念；另一方面，平等又包含着公正的概念。而公正却要求实事求是地给予必要的差别待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