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侨沉浮史：从“支那”到“中华”
2014年3月，在印度尼西亚总统苏西洛签署的2014年第12号总统决定书中，“支那”一词被正式改称为“中华”。这对于分布在世界各地特别是东南亚各国的上千万中国族裔而言，是一个特殊的消息。
孙中山：“华侨是革命之母”
华人向东南亚发展，自唐朝始，沿海居民，出海捕鱼，行至东南亚诸岛。至南宋鼓励海外贸易，沿海居民竞相到海外发展。
清康熙年间，朝廷曾诏令华侨限期归国，但彼时南洋正处于加速开发时期，劳动力需求量非常大，这对于中国国内流离失所、丧失土地的无业流民来说，具有强大的吸引力。
英国的海峡殖民地总督瑞天咸曾言，马来半岛的繁荣昌盛“皆华侨所造成”。而据统计，1864年到1948年的84年中，从海外至中国的侨汇折合共约35.1亿美元。与之相应的是，清光绪十九年，针对华侨的海禁被废除。
这些在海外的中国人，于清末在中国历史上扮演了重要角色。国务院侨务办原副主任、第四届中国侨联主席庄炎林的父亲庄希泉，正是这场革命的实际参与者。
武昌起义之后，庄希泉被革命军政府派往南洋向华侨商界劝募。庄炎林告诉记者：“缘于海外尤其是南洋的华侨革命基础，银行决定向南洋华侨商界劝募股份。”
庄希泉很快见到了新加坡华侨商会董事长陈嘉庚。
陈嘉庚一直赞助革命。他曾在新加坡见到自美国回国的孙中山，得知孙中山为节省开支竟乘坐二等舱，认为不能降低威仪，于是相赠一万元作旅费。孙中山就任临时大总统时，陈嘉庚又汇去5万元大洋。
庄希泉抵达之前，陈嘉庚已发动当地华侨为福建军政府汇去数十万元。听了庄希泉的募饷计划，由陈嘉庚出面聚集，侨商捐援汇沪银24万余两。
孙中山曾称“华侨是革命之母”。彼时，大量海外华侨回国投资兴办实业，更有大量华侨针对袁世凯篡权组织了“华侨敢死先锋队”，回国参加反袁作战。
国难之时，同仇敌忾御外辱
抗战期间，以新加坡侨领陈嘉庚为首的海外华侨，再次捐献大批资金、药品支援抗日前线。大批海外华侨以“南洋机工、华侨飞行队”等形式，直接投入到中国抗战洪流中。
新加坡华侨组织义勇军，抵抗日军在新加坡登陆，最终坚持11个昼夜。日军占领新加坡后，对所有18至50岁的男性华人军民进行“大检证”，其实是一场灭绝人性的残杀。
根据印尼归侨郭亿器提供的信息显示，1942年，日军在印尼苏门答腊岛登陆，一群华侨志士成立了两个秘密抗日组织：苏岛华侨抗敌协会、苏岛人民反法西斯同盟，此后，两个组织合为苏岛抗日反法西斯总同盟，领导当地华侨抗日活动。
中日战争爆发后，国民党海外部计划与英方组织一个“中国留印海员战时工作队”，南洋华侨林谋盛和庄希泉之弟庄惠泉受派参加组训工作。庄炎林称“此后，中英两国合作成立‘一三六部队’，中方负责为其输送优秀华侨青年。”
1943年，林谋盛与庄惠泉同时被委任为中英美盟国组织的“收复马来亚区”的正副区长，授盟军上校军衔。
他们告诫部队：“大敌当前，正为吾人报国之日。”临行前，两人又对换保存遗嘱，无论谁有不测，生还者须照顾殉难者妻儿。
新中国成立后，大批华侨归国
1949年，华侨又回来了。
彼时中共发出了筹办新政协的信息。在香港，负责联络华侨、开展统战工作的中共香港分局工委书记饶彰风对庄希泉说，“中央打算请嘉庚先生来做新政协的华侨首席代表。”
与陈嘉庚私人情谊甚佳的庄希泉，被新政权派做特使，前往新加坡“面邀嘉庚先生北上。”庄炎林后来听说，是周恩来亲自点将。
1949年10月19日，中央人民政府华侨事务委员会成立（以下简称“中侨委”），何香凝被任命为华侨委员会主任委员，庄希泉等为副主任委员。1978年12月，庄希泉出任全国侨联主席，并于1982年经中共中央书记处特批入党。时年95岁的庄希泉成为中共历史上年龄最大的新党员。
新中国成立初期，由于侨居国政府推行排华政策，大量华人、华侨被迫返回中国。如1954年菲律宾制定新政策，禁止华侨开办新的零售商业，老侨退休或死亡后，后代没有继承权——20万在菲华侨生路受到威胁，相当多的人选择回国。
为安排难侨，中侨委于1951年8月增设生产救济司，庄希泉任司长，后又兼任难侨处理委员会主任。
在当地政府的协助下，中侨委在北京和各大侨乡开办了几十个华侨农场，对归国的华侨和难侨分别进行妥善安排。到1956年上半年，超过20万人的归侨、难侨被安置。
根据中央统一安排，回国华侨首先进入各地华文补习学校学习，然后再分配工作。
上世纪从印尼回来的校友朱添华觉得，现在很多人很难理解那一代人回国的选择，“我们那时候回来，确实是一心一意参加祖国的社会主义建设”，而且“不要父母”。
亦有一些力量做了工作，“十几岁的学生，在我们华校老师的感召下，觉得应该回到祖国。”朱添华回忆说，自己当时就是“十几岁的学生”。
在移民厅按了七八十个指纹后，朱添华被印尼当局收走了出生证。“要我们宣誓，走了以后，放弃印尼护照。”
于是朱添华宣誓，永远不再回印尼。
临走之际，他才告诉父母，“我要回中国了”。面对惊愕的双亲，朱添华慰藉道，“家里孩子多，就当把我送给祖国了吧”。
中国也在反思华侨政策
1949年新中国成立后，在《共同纲领》和第一部宪法中都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和中央人民政府应尽力保护国外华侨的正当权益”。
与此同时，大量海外华侨纷纷赶回中国，希望报效国家。广为人知的中国导弹之父钱学森的归国故事，即代表了那一代人的热忱。
1999年，在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表彰的23位“两弹一星”专家中，有21位是归国华侨、留学生。不仅如此，当年轰动一时的人工合成牛胰岛素、正负电子对撞机、洲际火箭等一系列新中国科技成就，都是在归国华侨的作用下成功的。至于体育、卫生、教育领域的归侨人士，更扮演了拓荒者与推动者的角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