鲁平，生于1927年9月，祖籍四川阆中，上海圣约翰大学毕业。曾任国务院港澳办主任、党组书记。2015年5月3日，因病逝世。
5月9日，北京的天气有些阴沉，人们在悲痛中送别了鲁平。6天前，这位国务院港澳办原主任、为香港回归做出重要贡献的老人，因病离开了人世。
鲁平去世的消息传来后，许多人都表示了深切悼念。香港特区行政长官梁振英感慨道：“鲁平主任为了香港的平稳过渡和顺利回归，为了维护香港的繁荣稳定，夙夜匪懈，鞠躬尽瘁，赢得香港市民的敬重……鲁平退休后一直关心香港，始终深爱香港。”
“像在做地下工作”
梁振英的一句“深爱香港”，道出了鲁平对香港的深厚感情。
1997年7月1日零时，当五星红旗和紫荆花旗伴随着国歌在香港会展中心冉冉升起时，坐在主席台上的鲁平难掩激动的心情，流下了眼泪。在迎接香港回家的路上，他已经走了近20年。
1978年，“文革”结束后，港澳事务受极左思潮影响，十分混乱。中央急需一个专职部门来负责相关工作，就派当时的国务院侨务办主任廖承志牵头建立。鲁平的老同事沈海平向《环球人物》记者回忆，廖承志是鲁平的老领导，对他的工作能力很清楚。“文革”中鲁平遭到迫害，就离开了原来工作的《中国建设》杂志社。“廖承志说正好我们在筹建港澳办，你加入吧。”
鲁平曾向媒体讲述港澳办的创办过程，感慨相当不易。当时，港澳办只有6个人，51岁的鲁平还是当中最年轻的。办公条件也很有限，就是在北京华侨大厦租了两个房间。港澳办起初的工作，主要是对“文革”中的错误进行拨乱反正。后来，时任港督麦理浩在一次宴会中提出《新界租约》即将在1997年到期，收回香港的问题才正式放到案头。
在《鲁平口述香港回归》（以下简称《口述》）一书，他曾详细讲述这段历史。1981年12月，邓小平确定“要如期收回”香港的大方向，但具体如何操作并不明确。1982年，由鲁平担任组长的5人调研小组成立，并赴香港展开调研。当时，鲁平是以外交部西欧司顾问的身份前往的，真实身份是保密的。其他4人都在香港或澳门出生，在港澳有着广泛的社会关系。
其后的一年里，5人小组对香港的政治体制、经济、法律等方面进行了详尽地调研。1983年3月，港澳办向中央递交了一份报告——就是后来被称为解决香港问题基本方针的“十二条”。这份报告为“一国两制”概念的提出奠定了基础，而在“文革”阴影还未完全从人们心头褪去的年代，交出这样的报告需要极大的勇气。“我什么苦都吃过，再来一次，我也不怕。”鲁平后来曾这样讲述自己当时的心情。
1983年7月，中英两国正式开始谈判，并于第二年9月就驻军、选举、协议文本草案等问题达成协议。此时，鲁平也在谈判团之列，不过他依旧顶着外交部西欧司顾问的名头，没有公开真实身份。鲁平笑称“像在做地下工作一样”。
1984年12月19日，中英两国签署《中英联合声明》，正式确认中华人民共和国将在1997年7月1日对香港恢复行使主权。香港进入过渡期。鲁平也从幕后走向前台，担任香港基本法起草委员会副秘书长，发挥更重要的作用。
“中国利益最好的捍卫者”
过渡时期，最重要的一件事就是制定香港《基本法》，将“一国两制”的基本方针用法律的形式具体化、制度化。在《基本法》的起草过程中，委员会做了大量工作，广泛征询意见后，形成《基本法》征求意见稿。然后再拿到香港征求意见、修改，形成《基本法》草案。经报全国人大常委会通过后，再拿到全国和香港征求意见。这期间，《基本法》还遭到英国方面的百般阻挠。
鲁平在《口述》中回忆说，“我们只能一个个来做工作，来说服，解释政制改革为什么必须循序渐进。”“基本法160条，是一条一条表决的，很艰巨的一个工程，整整花了4年8个月，修改了一百多条。”1990年4月4日，《基本法》在全国人大高票通过。同年，鲁平出任港澳办主任。
在朋友和同事眼中，鲁平很随和，没有架子。但他也有强硬的一面，尤其在关乎国家利益时，毫不妥协。1990年，港英政府抛出所谓“玫瑰园计划”，决定斥资1270亿港元建新机场。如果计划落实，1997年回归时，香港政府只剩下50亿港元，直接影响稳定。在面对香港媒体时，鲁平表达了自己的担忧：“就个零头，全都花光了，怎么办？怎么办？怎么办？”他也因此得到了个“鲁怎么办”的外号。当时香港民众认为，既然有钱建，中国政府就不该干预。但是鲁平甘愿被误会，“的确跟我没关系，可我一定要给香港人争，我有这个责任。”
1991年5月27日，鲁平与英方代表柯利达在北京进行了密谈。双方在财政储备上讨价还价，“就像老太太在菜市场上买菜一样，一点点挤牙膏”。最终英方让步将财政储备提高到250亿港元，加上另外的土地基金，给新建立的特区政府留下差不多1000亿港元。最后，鲁平摆出不惜谈判破裂的姿态，迫使英方答应让首相梅杰亲自来中国签订协议。谈判结束后，柯利达对鲁平说：“你是中国利益最好的捍卫者。”当年9月，英国首相梅杰到北京签署了《香港新机场谅解备忘录》，新机场顺利开建。
1992年4月，最后一任港督彭定康上任。他作风强硬，曾是英国保守党主席，可以绕过外交部直通首相。因此，在行事上，常常无所顾忌。上任没多久，彭定康就提出了一套足以引发震荡的政改方案，对香港面临的1994年区域组织选举和1995年立法局选举完全搞了另外一套设计。表面上这个方案说要维持行政主导，实际上却要急剧改变政制，迅速提高立法机构的地位和权力。这完全违反了两国为完成平稳过渡达成的“直通车方案”：1990年，中英两国外长陆续交换了7封外交信件，达成共识，只要最后一届立法局的组成和成员都符合《基本法》规定，就可以直接成为特别行政区第一届立法会议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