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著名学者资中筠先生是本刊特约的撰稿人。本刊于2010年第2期刊登她写来的《我们的文化怎么啦？》，同年第5期又刊登了她答记者问的《重建中国知识分子对“道统”的担当》与《首次披露自己曲折心路历程》两篇文章。以上三篇文章都深刻地阐明了她对当前一些重要政治、思想、文化问题的看法，提出了重建知识分子道统的承载和知识分子要勇于独立思考及对大众的“再启蒙”问题。
最近，著名的《环球人物》杂志刊登了该刊记者胡婷婷对资中筠先生的采访。资中筠在采访中更加全面、系统和精辟地阐述了自己一贯的观点与主张。胡婷婷文章也写得十分优雅、生动与感人，故本刊对《环球人物》杂志的这篇文章予以全文转载（题目为本刊所加），以飨本刊广大读者。
深秋的北京，北风肆虐之处一片肃杀之气。但资中筠先生的书房里，却充盈着一股沁人心脾的暖意。钢琴、书卷、靠椅，两相对坐，眼前的八旬老人，虽发色花白却明眸依旧，端庄雅致。资先生晚年放弃了安享静好岁月，她笑称“风花雪月太奢侈”，因为她不满“现世安稳”，因为她本就是感时忧世之人，所思所想重比山峦，压在心头；又湍如激流，涌泻笔端。
作品： 能让你的腰挺得再直一些
记者面前的茶几上，摆着新出版的一套《资中筠自选集》，清新素雅的5卷本，是资先生近30年来文字的集纳，也记录着她在时代沧海中浮沉求索的一生。
其中，《闲情记美》是朝花夕拾，采撷先生多年来所读之书、所行之路，以及伴随全程的音乐情缘；《不尽之思》如私家相册，勾勒了先生的故交旧人和无限往事，有笑有泪；《士人风骨》可谓一方明镜，把中国古今知识分子的道统与处境照得明明白白，连同他们失落的精神家园；《坐观天下》为学术文集，尽显国际关系研究的功力，却鲜有晦涩的字眼；《感时忧世》则仿佛一块醒木，针砭时弊、警示人心。
先生感叹：“每见种种悖理伤道之事，忧思难解，悲愤不已。”其实，贯穿这套书的，正是这种绵延不绝的忧思；而“士人”，也正是资先生本人最贴切的标签。士人身上该有的气质和风骨，在她身上都有所体现。比如“正气”，比如“傲骨”，比如悲天悯人的情怀，比如追求真理的执着，比如对权贵的俯视和对人格独立的珍惜。
《资中筠自选集》在读者中，尤其是在学界引起的震动之大，令出版者都始料未及。学者袁征说：“在某些人眼中‘单纯幼稚’的她，实际上对于社会的剖析却是如此深刻。”作家阎连科称：“读她的文章，我知道自己的文字有多么华而不实；和她谈论文化、文学、历史、现实与时弊，她又常常让我哑然失语，觉得自己不仅是没有读过几本书的人，而且是一个连精神上都有腰间盘突出症的严重患者，是一代‘腰痛作家’中的一个。每一次和她的文字与她本人交流之后，我都对自己说：回家多读几本书吧，把你的腰挺得再直一些吧！”
“知我者谓我心忧，不知我者谓我何求。”从书中看到的资先生，既温文尔雅又慷慨激昂，既从容淡定又愤世嫉俗，既有真心追求也有痛苦挣扎。她的人生经历，就是一代知识分子的成长史。
青年时代：“原罪感”与“自省”一直纠缠着
资中筠出生于1930年6月，祖籍湖南，在天津租界长大。她的父亲是一位卓有成就的银行家，眼界开阔、为人方正；母亲生于风气开明的官宦之家，厌恶纨绔子弟，崇尚学问，对子女言传身教，细致入微。受到父母潜移默化的影响，资中筠自小就对爱国、自强、勤勉、诚信、慎独等传统道德观有种发自内心的认同感。她的两个妹妹资华筠、资民筠也都好学有成，一位是著名舞蹈家，一位是资深物理学家。
1948年，资中筠走入清华大学外文系，其时清华名师如云，雷海宗、钱锺书等大家的课她都上过。和同时代的青年一样，她自幼就对中国的积贫积弱刻骨铭心，对当时政府的腐败无能十分不满；同时她又深受魏晋名士的影响，常怀出世之想，厌恶一切政治斗争，感到只有校园是一片净土。她特别为清华的图书馆所吸引，课余时间几乎都在图书馆中度过，以醉心书海为乐。
不久，迎来新中国成立，在土改、抗美援朝、参军参干等一浪高过一浪的运动大潮中，年轻的资中筠也满怀热情拥抱新时代。毕业时，她带着全班女同学爬到楼顶，向朝阳下的国旗宣誓：“把一切献给祖国”。她说：“就觉得自己的前途和祖国同样灿烂，为此献身是非常幸福的事情。”毕业后，资中筠先去宗教事务所工作，后来长期在外交外事部门工作。“那个时候，理想主义是很珍贵的。我身边的人个个摩拳擦掌。包括我的父母，也在拥抱新时代，写信教育我好好工作，争取入党。”
在“三反”、“五反”运动中，资中筠的父亲受到冲击，她自己在单位也成为“重点帮助对象”。她发现，“没有吃过苦”是一件可耻的事情，必须向无产阶级靠拢，跟上新时代，才能避免沦落为“向隅而泣的可怜虫”。她羞愧地烧掉了自己觉得有“小资”情调的少女时代纪念册，与过去决裂，从此走上漫长的思想改造的道路。“平心而论，那时是完全自觉的，没有人要我那么做。”她甚至疏远了父母，任何动摇都只能是自己“改造思想和感情的不彻底”。这种“原罪感”与“自省”一直纠缠着资中筠，以及跟她差不多情况的青年知识分子。
在“大跃进”的年代，资中筠和丈夫陈乐民正在维也纳“世界和平理事会”工作，听说国内物资匮乏，全民闹饥荒，感到在外面“养尊处优”于心不安，立即要求调回国内，为的就是与人民一起挨饿，这也是发自内心的真诚。一直到“文革”前期，资中筠都保持着这种心态，但凡受到委屈，心中默念的都是“天将降大任于斯人也”，还有“委曲求全，顾全大局”的训诫。在她内心深处认可的传统知识分子的道德标准，与那个“破四旧”的时代奇怪地交织在一起。这种纠结的状态到“文革”中期才开始逐渐改变，“种种荒唐之事让我们逐渐产生怀疑”。一旦有了怀疑，就像是打开了一条缝，并且越来越大，再也关不住。
晚年风骨： 作为“士”，从来没有退休
改革开放后，资中筠再度对未来充满了热情和信心。“似乎大梦初醒，从精神桎梏和迷失中走出来。”1980年，资中筠加入中国国际问题研究所美国研究室，5年之后到中国社会科学院新组建的美国研究所工作。“当时没有那么多忧思，只有一个念头——努力帮助中国人了解美国。”
也正是从这个时候起，她在“正业之外兴之所至写点东西”。“发现原来这支笔还能属于自己”，“开始只是偶一为之，且多为读书心得”，后来，当她逐渐将目光集中到现实社会中的问题上时，“忧患意识日甚一日”，开始了对社会“流毒恶习”的批判。对于官场腐败、贪赃枉法的例子，她恨之入骨；看到趋炎附势、丧失人格之人，她横眉冷对；面对泯灭诚信、损人利己之风，她忧愤不已。“许多当代国人见怪不怪，不以为意，一叹了之，甚至一笑了之之事，我常觉得难以忍受，有时真想拍案而起，尽管许多事与我个人风马牛不相及。”
1990年，她辞去美国研究所所长职务，1996年正式退休，而作为“士”的资中筠，却从来没有退休。她对自己和社会的反思，从来没有停止，并且老而弥坚。
2010年，资中筠发表了《知识分子对道统的承载与失落》一文，对中国古今的“颂圣文化”作了透彻的分析，引起巨大的社会反响，各大媒体纷纷转载。
这位被称为“当代中国知识分子代表”的老人，称自己“从未‘居庙堂之高’，却也不算‘处江湖之远’，不论在哪个时代，自己处境如何，对民族前途总是本能地有一份责任感和担当”。她呼吁知识分子发扬士的担当精神，捍卫自由道统。同时，在她看来，当下中国亟须再启蒙，回归常识，让理性之光照亮心智，让年轻人认识真实的历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