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网络时代的群众工作及正确处理群体性事件的研究综述
摘要：我国已进入网络时代，截至2010年6月底，我国网民规模达4.2亿人，我党通过网络做群众工作，更好的处理群体性事件已经成为一项重要的工作。学术界对此进行了深入的研究，取得了丰硕的成果，笔者择其要者进行归纳，认为主要集中在两个方面：一是网络时代与群众工作，二是正确处理群体性事件。
关键词：网络时代；群众工作；群体性事件
我国已经进入网络时代，截至2010年6月底，我国网民规模达4.2亿人，中国共产党通过网络做群众工作，更好的处理群体性事件已经成为一项重要的工作。
一、网络时代与群众工作
现代社会已经进入网络时代，通过网络做群众工作已经成为一种新的形式。学者们对此已经进行了研究。
在已出版的有关网络时代与群众工作的著作中，杨金卫的《网络环境下党的群众工作创新研究》比较具有代表性，书中对网络时代与群众工作的关系做了可贵的探索。其中对党的群众工作的理论基础和八十多年的基本经验进行了历史考察，对国内外互联网的发展趋势及深远影响、国外政党运用互联网加强与民众的联系和巩固执政地位及对我们党加强自身建设和创新群众工作进行了深入探讨，提出了创新网络环境下党的群众工作的方式方法等问题。
(一)关于网络反腐问题
陈艳珍认为，在信息化时代，网络传媒作为反腐败斗争的重要手段和途径，已经成为一个全新的课题。(1)推进网络反腐必须加快网络规范步伐；(2)推进网络反腐必须加大网络宣传教育力度；(3)推进网络反腐必须加大网络民主建设；(4)推进网络反腐必须加大网络国际合作。杨公遂、赵俊燕认为网络反腐与传统反腐方式相比，具有公开、透明、快捷、高效等多方面的优点，有效弥补了传统制度反腐的缺位。(1)公开性、透明性；(2)快捷性、高效性；(3)隐蔽性、低成本；(4)直观性、互动性。有学者认为网络反腐有五大特点：一是及时快捷、广泛便利；二是具有直接性和零距离的特点；三是抗干扰性强；四是立体直观、生动形象；五是具有匿名性和透明性的特点。还有人认为网络反腐具有快捷便利性，自发主动性，自由任意性，效果显著性的特点。
(二)关于网络问政问题
彭健认为网络问政是社会发展进步的产物。推动网络问政常态化是大势所趋。“网络表达”扩大了公民有序的政治参与：第一，网络在推动中国的民主政治方面，可和其他媒体一样发挥积极的作用。第二，公民社会在快速发展，市场化改革促进了中国社会和政府的改善，民间组织大量出现，促进了中国公民社会的提升，这样使更多的普通民众都有一种参与意识；网络民意表达已经成为一股影响社会舆论的重要力量。把网络建设成为表达民意的平台既是“以人为本”执政理念的内在要求，也是推进我国政治民主化进程的重要手段。构筑官民互动的网络平台，缔结官民网络互动的新型关系，既能表现政府部门应有的远见和自信，亦是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基本保证。将“网络问政”纳入正常有序的运转轨道，从法治的高度，明确官员必须履行的责任和承担的义务，确保“网络问政”问而有力、问出实效。
(三)关于网络信息化对党群关系的影响及对策思考的问题
祝灵君认为在信息化背景下，人民群众受参与成本降低的影响而政治参与热情大增，出现了信息化背景下独特的政治现象，被称为“数字国家”现象。在这个背景下，执政党如何回应并加强与人民群众的联系是一个新课题。有学者认为新媒体给党群关系带来了挑战：(1)某些党员干部的应对能力与新媒体的快速发展不适应，难以有效地利用新媒体教育引导群众；(2)党政工作的某些滞后与新媒体监督的广泛透明不相适应，使党员干部提高能力、树好形象的任务更加迫切；(3)一元化的指导思想与多元化的信息传播相互碰撞，使我们对意识形态控制的难度加大；(4)利用媒体宣传教育群众的技术支持需求加大。应对方面，有学者认为：一要努力提高党员干部对新媒体的认知能力，变忽视轻视为高度重视；二要努力提高党员干部对新媒体的管理能力，变一些人想一味封堵为普遍而有效引导；三要努力使党的领导干部具备与新媒体打交道的能力，变被动应付为积极应对。
(四)关于通过互联网促进民主政治建设的问题
杨永志认为至少有九大积极作用：(1)互联网正在演进成社情民意表达的无形广场。(2)互联网提供了群众利益维护和诉求的广阔平台。(3)互联网提供了公民参与社会政治生活的平等机会。(4)互联网形成了各方能充分沟通和互动交流的有效机制。(5)互联网极大地促进了民主政治制度建设中的舆论。(6)互联网不断增强着社会民主政治活动的开放性。(7)互联网加快了社会主义政治文明进步的现代化步伐。(8)互联网不断拓展民主政治大众教育和自我教育的功能。(9)互联网在提高党和政府科学执政和民主执政方面大有可为。胡善德认为网络政治参与对民主建设的影响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1)网络政治参与推进公民民主理性的提升。(2)网络政治参与推进公民参政议政能力的提高。(3)参与推进直接民主的。(4)网络政治参与推进协商民主的发展。
二、坚持群众路线正确处理群体性事件
随着我国经济社会的急剧变化，近年来社会矛盾大量涌现，公民利益诉求日益增多，突发事件和群体事件成为现阶段我国社会的一种多发现象，各级党组织和政府以群众路线为准绳寻求解决之道，学术界迅速跟进，展开研究。比如刘子富提出了“新群体事件观”，即现场第一原则、就事论事原则、第一时间公布事件真相原则、反思自责原则、问责制原则以及慎用警力原则。中国行政管理学会课题组编著的《中国群体性突发事件：成因及对策》指出：建立地方领导负责制、过错追究责任制、预警机制、处理机制、社会自我协调机制和相关的法律法规制度，从制度上、法制上解决问题，对于维护社会稳定、促进改革发展、丰富我国民主政治建设无疑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此外，朱力、韩勇等的《我国重大突发事件解析》，叶皓的《突发事件的舆论引导》，邹建华的《突发事件舆论引导策略》等都从不同侧面对群体性事件进行了分析并提出对策。
(一)关于引起群体性突发事件的原因
史云贵认为主要诱因包括：改革进入攻坚阶段，利益和矛盾冲突加剧；片面追求经济绩效的经济增长方式；少数党员干部宗旨观念缺乏、服务意识淡薄；一些基层千部的工作简单；有些人别有用心的利用人民内部矛盾。张传鹤认为主要诱因包括：某些地方工作中存在缺点和不足、面对新情况新问题有些不适应；部分企业老板缺乏社会责任感；部分群众思想政治素质不高，有意无意地促成了群体性事件；少数人蓄意制造事端。王郅强主要分析了转型期我国城市群体性突发事件的成因，认为主要集中在国企改制、社会保障和就业、城市建设和管理及官员腐败问题中，作者也重点列举了其他原因如：有的基层组织工作软弱无力，调控能力不足；一些领导干部政策观念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