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与党的制度化
摘 要：转型期，中国面临的一个重大挑战就是如何扩大有序的政治参与，维护社会稳定。政党作为现代政治的核心，其制度化水平与社会稳定密切相关。以是观之，江泽民提出的“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使中国共产党的“适应性”、“复杂性”、“自主性”和“内聚力”进一步增强，推进了党的制度化进程，扩大了有序政治参与，有利于转型期社会稳定。与此同时，“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也为政党制度化理论增添了新的内容。
关键词：中国共产党 “三个代表” 政党制度化政党制度建设
江泽民同志提出的“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是对党建理论的重大贡献，它回答了中国共产党要“建设成为一个什么样的党、如何建设党”的问题，并被确立为党的指导思想。对于“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重大理论和现实意义，已有很多论述。已有的论述多局限于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的话语，而政党，特别是执政党做为现代政治的核心应该具有一些普适的规律。基于此，笔者拟以亨廷顿《变化社会中的政治秩序》一书中“政党制度化”的有关理论来重新审视“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不仅对中国共产党制度化的进程有着里程碑式的意义，而且对世界各国其他政党特别是执政党的建设都有一定的借鉴意义。
一、亨廷顿有关政党制度化的理论
亨廷顿在《变化社会中的政治秩序》一书中认为：步入现代化的国家必须要面临的一个挑战就是经济和社会集团的政治参与的压力，这些经济和社会集团先前并不存在或者即使存在也被排除在传统社会政治范围之外。这些在现代化过程中造就的或者被唤醒的经济和社会集团，要么被同化，要么就会成为推翻现存体制的“祸根”。政党尤其是执政党，做为现代社会中的重要政治共同体，应当在“横向”上融合各个社会群体，在“纵向”上能同化社会和经济阶级(阶层)。要实现上述“融合”和“同化”的目标，政党特别是执政党只有通过制度化来扩大政治参与，从而吸收新兴的社会力量，维护社会政治稳定。“一个现代化过程中政治体系的安定，取决于其政党的力量。一个强大的政党能使群众的支持制度化。政党的力量反映了大众支持的范围和制度化水平。凡达到目前和预料到的高水平政治安定的发展中国家，莫不是拥有一个强大的政党，同有强大的政党的体系相比，在没有强有力政党的政治体系中，更容易出现暴乱、骚动、和其他形式的政治不安定。”因此，政党制度化与政治参与之间的谐调是维护社会稳定的关键。在亨廷顿看来，“制度就是稳定的、受珍重的和周期性发生的行为模式。组织和程序与其制度化水平成正比例。”“制度化是组织和程序获取价值观和稳定性的一种进程。任何政治体系的制度化程度都可根据它的那些组织和程序所具备的适应性、复杂性、自主性和内部协调性来衡量。同样，任何一个组织或程序的制度化水平也可以套用这几个条件加以衡量。”
亨廷顿在政治参与、政治稳定和政治制度之间建立了一个简单的关系模式。其一，实现政治稳定必须加强政治制度化。亨廷顿不仅把政治制度化当作政治稳定的根本保证，而且在某种程度上也将其视为政府存在的前提。其二，实现政治稳定必须建立强有力的政党。亨廷顿认为，一个强大的政党能够以一个制度化的公共利益来取代四分五裂的个人利益。能够为超越狭隘地方观念的效忠和认同奠定基础，成为维系各种社会力量的纽带。其三，实现政治稳定必须组织好各阶层的政治参与。亨廷顿认为，对于第三世界国家的政党来说，组织农民的政治参与是维持政治稳定最重要的问题。政党制度化也就成为政治制度化的核心内容之一。其四，政党组织的制度化可以用“适应性”、“复杂性”、“自主性”和“内聚力”等标准加以衡量。
亨廷顿的这些论断对于现阶段中国现代化建设不无借鉴意义。步入转型期中国所面临的一个重大挑战就是如何扩大有序的政治参与。因此，制度建设，特别是做为执政党和领导党的中国共产党的制度化建设显得尤为重要。对于制度的重要性，邓小平同志曾经说过：没有制度工作搞不起来；制度问题更带有根本性、全局性、稳定性和长期性；逐步实现社会主义民主的制度化、法律化，使这种制度和法律不因领导人的改变而改变，不因领导人的看法和注意力的改变而改变，才能保证国家的长治久安和兴旺发达。其中党的制度化水平的提高是中国社会保持稳定，有力推进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重要前提。作为执政党和领导党的中国共产党只有实现党的制度化才能保证党的稳定性、号召力、内聚力，才能使党有效整合社会和动员社会，推动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顺利进行。
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对党的制度化的作用
“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确立，是中国共产党的制度化进程的一个新起点。“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确立使党的适应性、复杂性、自主性和内聚力都得到进一步的增强。
首先，“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是中国共产党为适应新形势下的各种挑战而提出的，是党适应性增强的重要表现。而适应性是一个组织制度化程度的重要标志。一个政党的适应性越强，就标志着其制度化程度越高；反之，适应性越差，越刻板，其制度化程度也越低。我们只要承认环境给政治组织提出的挑战是因时而易的，那么适应能力就应该成为该组织制度化的一个重要衡量标准。
通常一个政党、一个组织是为了履行某一特定职能而创立的，当这一职能不再需要时，该组织就会面临着重大的危机：它要么去发现新的职能，要么就坐以待毙。“我们党经历了革命、建设和改革，已经从领导人民为夺取全国政权而奋斗的党，成为领导全国人民掌握政权并长期执政的党；已经从受到外部打击封锁和实行计划经济条件下领导国家建设的党，成为对外开放和发展社会主义条件下领导国家建设的党。”特别是进入21世纪，日益激烈的国际竞争要求我们必须全力以赴搞好经济建设。随着中国社会的进步与发展，新的阶层已经出现，他们是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重要力量，能否将这些力量纳入到党的控制之中，是我们能否顺利进行现代化建设的一个关键。正是基于对国际、国内和时代的正确分析和对党的历史方位的科学判断，中国共产党提出了必须要保持党的先进性问题：“只要我们党始终成为中国先进社会生产力的发展要求、中国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中国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的忠实代表，我们党就能永远立于不败之地，永远得到全国各族人民的衷心拥护并带领人民不断前进”。“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提出和确立为党在新的条件下的发展拓宽了思路，证明了党的适应能力的增强，同时也标志着党的制度化进程进入了新的阶段。
第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为中国共产党扩大阶级基础、增强党的稳定性和复杂性提供了理论依据。一个组织的复杂性程度标志着制度化的程度。一个组织越复杂，它的制度化程度就越高。复杂性具有两个含义：其一是，一个组织必须拥有数量庞大的下层组织，从上到下，隶属明确，职责不同。下属机构数量越庞大，形式越多，一个组织保证其成员效忠的能力越强。就这方面而言，这是中国共产党的一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