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南海的似水年华
——周恩来侄女周秉德
回忆实录
文/童 木
周秉德至今还记得那次中南海春藕斋的周末舞会。
“伯父风度翩翩，只要他一到场，几乎再没办法在场外落座。”伯父微笑着揽住她的背踩着音乐在舞池旋转。“跳得还行，你乐感可以。”听到伯父的夸奖，小秉德兴奋得有点飘飘然，可马上伯父又略带歉意地说：“转到那边你就下去吧，让别的同志跟我跳，看，好多人在排队。”望着伯父和别人跳舞的背影，看着排着长队的人群，小小年纪的周秉德突然明白：她这个伯父不仅仅是属于家人的。
周秉德是周恩来三弟的大女儿。自12岁住进中南海，周秉德在周恩来身边生活了十余年。周恩来夫妇无嗣，周秉德因此成为与周恩来关系最密切的晚辈。周秉德一向处事低调，虽然她曾任中新社副社长，又是全国政协委员，但身边几乎没人知道她的特殊身份。
红墙内的青春
回忆起那段红墙之内的童年岁月，周秉德觉得那真是无忧无虑的快乐时光。当时最让她兴奋的是，早年间只能在照片上见到的毛主席，到这里竟成为了她的邻居，就住在周家隔壁。
1949年夏天，12岁的小秉德生平第一次见到伯父周恩来，住进了中南海西花厅。亲侄女来到身边，周恩来和邓颖超自然万分疼爱，他们把这个漂亮的小姑娘俨然当成了自己的女儿。小秉德从此也开始了在这个中国最神秘的红墙大院里长达15年的生活。
周恩来日理万机，并没有多少时间在家。他总是来去匆匆，走路特别快，卫士比他年轻得多，跟着他都得一溜小跑。周秉德和他见面最多的时间是在饭桌上。偶尔有机会和他一起散散步，逛逛公园。工作之余，为了让伯伯散散心，周秉德有时候和他一起唱歌。她说周恩来最喜欢唱“洪湖水浪打浪”，还很喜欢海棠花。西花厅后院种了十几棵海棠，每逢春天满院海棠盛开，十分漂亮。
上世纪50年代，正逢留学苏联的热潮。初中刚毕业的周秉德聪颖优秀，本来可以选择当时绝大部分高级干部子女所走的道路：高中毕业后赴苏联留学。但看完前苏联电影《乡村女教师》后，她热血沸腾，当下做出了一个让周围人大吃一惊的决定——报考中等师范专科学校，做一个电影中瓦尔瓦娜那样的农村教师。那时的周秉德只有15岁。
“当时老师和同学们都很惊讶，劝我好好考虑自己的前程。我回到西花厅向七妈（邓颖超）说了自己的想法，她立即表示支持，在饭桌上不断地鼓励我。伯伯一直埋头吃饭没有吭声，只默默地听我们对话。七妈问他说：“你怎么不表态？”伯伯说：“她得有独立思考的能力。你也说，我也说，不是压力太大了吗？将来她要后悔起来都没办法。”后来回想起来，别人告诉周秉德，其实周恩来心里肯定还是想让她读完高中念大学的，但他又不能明确地说出来，因为他一发言就会成定论。“伯伯其实也在观察我到底是不是真的经过深思熟虑，他从来都是要求我独立思考，自己选择自己的生活。”
师范学校毕业后，周秉德被分配到离北京城20里外的一个小学做老师。但3个月后，她就被抽调去搞运动了。那个时候政治运动不断，以致她几度想再上大学的计划都被打乱了。周秉德笑了笑说：“我的青春大好年华，几乎全在运动里度过了。”
数十年的秘密
周秉德在26岁那年迎来了生命中的“真命天子”。那年，周恩来的老警卫秘书何谦为两个年轻人牵了红线，周秉德见到了英俊帅气、会四国语言的空军上尉沈人骅。他谦和、稳重、正派、有知识。周恩来夫妇得知他是著名民主人士沈钧儒的长孙时，非常欣喜。周秉德和沈人骅迅速坠入爱河，当时沈人骅在和她见面不久后就返回了西安工作，此后俩人一直靠鸿雁传书。
在沈人骅给周秉德的一封信里有这样一段话：“今天我骑车经过学校后院的一片紫竹林，微风拂过，捎来阵阵槐花的清香，沁人心脾。”就是这几行朴素的文字，让周秉德对他产生了感情， “我相信对方是个懂得生活情趣的男人。”第二年的国庆节，他们结了婚，开始患难与共的相守。周秉德的卧室床头，有张精心装裱起来的庐山风景照，便是周恩来送给她的结婚礼物——“这是伯伯最珍爱的七妈的一张摄影作品。望着那张照片，仿佛能看见云雾在山间缓缓流动。”
至今周秉德还依然记得1960年的夏日，伯伯和她在北戴河的沙滩上散步，他们之间那番看似不经意的谈话。“伯伯谈起多年前他在法国留学时的初恋往事。他曾有过一个很谈得来的女朋友，但当他决定献身革命时，他觉得只是作为革命同情者的她并不合适。他所需要的是能一辈子从事革命，能经受起任何艰难险阻和惊涛骇浪的爱人。”周恩来对周秉德回忆说：“所以我后来选择了你七妈，在这一点上你七妈是当之无愧的。”
1965年，周秉德跟随丈夫调往西安工作。在他们到达西安后，“文革”狂潮随即席卷了整个中国。周秉德一时成了造反派揪斗的对象。
“后来人事科长跟我说，如果我当时讲出我是周总理的侄女，造反派肯定不敢关我了！但我真的没办法做到。作为伯伯的侄女，我从来没依靠他的关系为自己做任何一件事情，包括为自己开脱。”
自己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总理的亲侄女——这一秘密，周秉德一守就是几十年，即便她和家人遭受苦难，她也三缄其口。
1968年，红卫兵向江青报告，周秉德的父亲周同宇参加了“反革命组织”——“聚餐会”。心怀叵测的江青将案卷送到总理办公室，在当时的特殊环境下，为了免生意外，周恩来亲笔批示逮捕自己的亲弟弟。对于父亲被抓，周秉德曾一度不知情。在接到七妈的来信后，当时由于奔波辛苦险些流产的她，陷入了深深的痛苦。如果造反派把矛头指向自己，这肯定会殃及到丈夫。她整整三天三夜茶饭不思，决定向丈夫提出离婚。而沈人骅只是轻轻擦干妻子的眼泪，对她说：“无论发生什么，都要一起面对。”
不久，沈人骅被调进位于贵州遵义深山里的军工厂，生活条件极其恶劣。夫妇俩天不亮就得起床上班，到夜里12点才能回家，只能把儿子托给邻居照顾。直到1979年，周秉德父亲的问题才彻底澄清得以平反。